意义取向应对是人们通过寻求意义，修正自己的价值观、信念和目标来应对压力，它对经历重大负性事件(如丧亲、重大疾病、地震、海啸)后的积极成长具有重要的作用。本研究分别从测量工具的编制、其作用过程和产生过程来探讨意义取向应对。　　 研究一，在高中生群体中选取314名经历过重大负性事件的被试进行测试，采用传统测验理论和现代测验理论相结合的统计方法编制此问卷。结果表明意义取向应对问卷包括26个条目，8个维度，总量表的Cronabachα系数为0.859，各个分量表在0.603-0.804之间。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X2=607.92，df=296，X2/df=2.05，RMSEA=0.057，CFI=0.94)。项目反应理论结果说明，项目区分度除项目43外都超过0.5，项目和测验信息量还有待提升。　　 研究二，在四川地震重灾区中选取339名高中生被试，探讨在地震灾难中意义取向应对对青少年创伤后成长的作用。结果表明意义取向应对能够在问题取向应对和情绪取向应对的基础上对预测正性情绪和幸福感有显著的增益方差(△R2=7.6％，P<0.01；△R2=3.1％，P<0.01)，创伤后成长在意义取向应对和幸福感、正性情绪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正性情绪：Sobelz=3.74，p<.001；幸福感：Sobelz=5.02，p<.001)。　　 研究三探讨重大负性事件是否会带来情境意义与全局意义之间产生差异，以及意义应对的方式在减少情境意义和全局意义之间的差异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对81名身体残疾的调查结果表明重大负性事件会带来意义差异，但是有意的意义应对在减少意义差异和提高心理健康之间的作用并不显著，而自动化的意义应对在意义差异和降低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在负性情绪中的中介作用显著(负性情绪：Sobel=2.54，p<.001；幸福感：Sobel=4.42，p<.001)，自动化的意义应对会给刚经历丧失事件的个体带来不良的心理健康影响。　　 文章中探讨了意义取向应对在重大丧失中的作用、在丧失事件发生不同阶段的应对、有意和自动化意义应对的作用，并讨论了横向研究和问卷研究的局限性，提出了未来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