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们正经历着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为了阻击病毒蔓延的脚步采取了很多特殊的措施,整个社会进入到了非正常的紧急模式之中,对于企业而言,延迟复工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企业中的管理问题纷纷浮现,管理变革已然成了企业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其中股权结构调整作为企业上市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在过去一直是讨论的焦点。近年来,诸如京东、阿里巴巴、聚美优品、拼多多等越来越多的中国优质企业选择海外上市融资,造成我国本土资本市场上市资源的流失。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原因很多,但上述案例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这些公司都采用了双重股权结构的股权制度。相比之下,我国资本市场对于上市公司股权制度的要求较为严格。中国证监会规定,主板上市公司只能实行同股同权的股权制度。2018年4月,港交所声明将允许上市公司申请采用同股不同权的股权制度上市,正式受理此类申请并对其进行审核。追溯到六年前的2014年,阿里巴巴在选择上市地时,为双重股权结构与香港股票交易所进行了多轮谈判未果。香港股票交易所新政后,小米公司作为港交所第一家申请采用双重股权结构的公司于2018年7月9日成功上市,随着小米公司试水成功,双重股权制度已经得到港交所认可,中国内地资本市场何时会开放权限、以何种方式引进该制度一度成为了国人热议的话题。无独有偶,2019年3月1日,上海证交所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在科创板块允许企业选择不同投票权资本架构上市,这宣告双重股权结构已然正式登陆我国资本市场。本文基于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和京东双重股权制度在美国成功上市的案例研究,基于控制权争夺视角,对京东和阿里巴巴的发展、融资过程进行回顾,试图找到以上两家公司选择双重股权制度上市的动因所在,同时对两家实施的不同双重股权之间进行各维度的对比,并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去解释创始人与投资人之间控制权之争的过程,对双重股权结构在控制权争夺中扮演了何种角色以及如何发挥作用进行了概括、梳理。本文研究发现,不管是京东双重股权结构,还是阿里巴巴优化后的“合伙人”制度,其原则上都是利用同股不同权的股权制度设计保障创始人对公司的控制,使得创始人在持股比例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通过双重股权制定的架构保持对公司的控制权,有助于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同时,双重股权结构在传承公司的企业文化、价值观、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新思路等方面具有相当积极的作用。但是二者在股权治理的形式和本质上都存在显著差别,经过本文研究认为,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作为在京东双重股权结构基础上对双重股权结构再创造性的应用,展现了其股权治理的优越性,更加值得推广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