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多来,随着沿线国家间经贸关系日益紧密、资本流动愈发频繁,跨境税收对投资者的影响日渐显现。在此背景下,跨境税收协调不可或缺。双边税收协定是国际税收协调的最重要方式,具有消除双重征税、征税权分配、防范逃避税、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等功能。目前,我国已与64个沿线国家中的54国签署了税收协定。税收协定的存在,一方面可为“走出去”企业提供税收确定性,另一方面可为其减轻在东道国的税负。鉴于我国对沿线国家多为资本净输出国,有关投资所得的税收协调就更显重要。由于与沿线国家的协定集中谈签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彼时我国尚处改革开放初期,为资本净输入国,故谈判基于来源国立场。而今,在“一带一路”和全球减税叠加的大背景下,既有协定中的消极所得及其相关条款着实有些“不合时宜”。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存在以下不匹配之处:一是来源国立场与资本净输出国地位不匹配,二是针对消极所得的预提税率规定过高、实施限制税率方式不明,三是享受利息免税待遇的主体过少,四是抵免制度不健全,五是对消极所得的反滥用规制不足,六是争议解决机制不完善。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所签协定中消极所得及其有关条款的发展趋势和国际税收有关动向,针对性地提出对消极所得及其相关条款的修订建议,进一步地,提出对未来“一带一路”各国间加强税收协调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