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乡土中国”加速向“乡镇中国”、“城镇中国”转型,“离土中国”日益跃迁为城镇化时代的新型社会结构。在以往的乡土情景中,“我是谁”常常与“我在哪里”相关联,而快速的城镇化在改造我国传统社会的空间结构之时,也使大部分居民脱离以往的居所,这也必然会令居民的身份认同发生剧烈的震荡和变迁。而且,我国空间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快于身份城镇化(人的城镇化),这不仅使得市民化的进程远远滞后于城镇化,而且更让居民的身份认同与城镇空间改造的现状不相匹配,并日益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平稳发展的症结所在。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和推进,代表了党和政府在城市建设上的重点,已从“空间”维度向着“认同”维度发生了转移。换言之,随着新型城镇化思路的实施,健康的城镇化标准已不是单一的“空间城镇化”或“人口城镇化”,而是更加关注“人的城镇化”,即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生活意义及身份认同的平稳转型。研究空间与认同这两者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互动及其功能,也正是本文展开的基础问题和核心线索。从理论上讲,空间是社会的表征,对空间的改造相应地也就成为了对社会结构的再造和对社会资源的利用。同样地,认同也具有社会性,它是对社会意义与社会秩序的追求和建构。在现代性和城市化持续加强的当今中国社会,认同逐步脱离了受乡土约束的“地方”,而与广阔的城乡社会空间有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基于此,笔者在本文中尝试提出“空间—认同”的理论分析框架,将社会空间与社会认同视为两个相互影响的因素,其中,生活方式是联接这两者的关键纽带。本文运用“空间—认同”的理论视角来分析了武汉市江夏区新型城镇化实施过程中的三个个案,并试图从中窥见不同城镇化亚类型中的空间改造与认同变迁的差异化形态。从“空间—认同”的框架上看,这三个个案分别是“农村社区化”、“农业产业化”和“城市郊区化”的典型,它们蕴涵了空间的规划以及规划中的空间对社会认同改造的“饱和信息”。首先,从“农村社区化”的典型来看,我们于个案中发现: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设想里,乡村空间的革新是为了推动农民生计和认同的变革,但由于新型生产空间的缺失,这令私人居住空间和社区公共空间成为了诱导居民认同变化的主要因素。新农村社区提供了一种标准化的、充满城市性的居住空间,室内装修由此成为了新居民构建认同的重要基础,一些新的仪式和权力分化都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涌现出来。另外,各种新型的公共空间也于新社区中逐步成型,不过在新居民们尚未习得如何界定和利用这些新空间之前,“公共空间的私人化”却成为了新农村社区中的一个乱象。于是,怎样协调生产、生活空间的协调变化及其与农民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这或将成为近期新农村社区建设中最为主要的议题。其次,从“农业产业化”的维度来讲,农家乐是乡村旅游最为重要的形式之一。农家乐本身就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诞生于我国“去乡土化”过程中城市居民对于乡土性的再消费。同时,农家乐也创造出了一个崛起中的新乡土空间,农家乐经营者不断对原生乡村进行空间上的营造,进而使农家乐的“乡土性”能够更好地契合在市场之中。这种满足城市人消费和休闲的美学的新空间,也给当地的农民带来了身份认同的改变。农民开始对自己的身份有了更多的城市化想象,他们从“消遣者”变成了“消费者”,并从“成为农民”向“扮演农民”转型。“农民”逐渐演化为一个仅供营利的符号,充满城市性的乡土空间规训着农家乐经营者和工作人员的身份认同。最后,从城市郊区化的角度来说,武汉作为一个内陆城市,它的郊区化进程开始得较为晚近,并主要通过房地产进行拉动。政府与市场主体结成了牢固的“增长联盟”,大规模的拆迁令郊区空间呈现出“碎化”和“极化”的特征。在新建的高档社区中,开发商为潜在的购买者提供了极具区隔性的居住空间和身份标示。而在还建房社区中,封闭式的社区空间也为新搬迁入住的居民提供了业主的“权利中心认同”。与此相较,在周转房的社区空间中,居民们则形成了与政府和开发商长期对峙的“拒斥性认同”。各群体在居住空间上的分化,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居住隔离,这些或隐或现的隔离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上的呈现,更稳固成了一种建立认同和安全感的内在秩序。因此,社会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类空间的实践,人们通过行动来改造空间,而空间反过来也型塑了一定场域中主体的身份认同。将“空间—认同”理论视角用以观察我国的城镇化,我们便不难发现中国城镇化长期以来的“压缩性”特征:城市地理空间的改造速度过于迅疾,它远远快于居民的互动网络和价值体系的变迁,而当前我国的城市问题和城市危机的根源也大都源于城市空间对社会意义和身份认同的忽视与破坏。当前,我国城镇化迫切地需要实现从“以方法论为本”向“以本体论为重”转型,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建立起公平正义的社会空间。实现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空间—认同”和谐,从本质上讲就是要为人们建设一个“好城市”,而好城市的“终极之间”还是在于有效地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城市发展是为了谁”以及“城市应该由谁来建设”。如果说在以前的城镇化建设中,我们忽略了这两个问题,那么在“以人为本”和“空间正义”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之当下,重新对此进行审思无疑是极为必要的。总之,“空间—认同”理论对新型城镇化的启示在于:现阶段城乡空间的改造不能违背居民的需求,而是要进一步服务居民的市民化,积极引导社会主体合理、有序地表达自我的诉求,以此实现城乡社会治理的良性生态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