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中的社会资本问题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其间的缺憾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对于这一舶来品，本土的研究者在分析的时候，很容易简单地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既定的东西——可以带来资源的资源，只关注于它工具性利用的价值，却疏于专门讨论促使其产生的各种原因，也很少去探寻它在特定的“生活世界”中产生及其运作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正是因为“社会资本”的工具性价值显著，所以，人们更容易看到的是它的“价值增值”的正面功效，而忽略了其运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本文试图针对这些问题，就当代乡村社会中的社会资本问题进行专门的探讨。简单地说，文章关注于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在当代乡村社会中，“社会资本”的运作何以发生?第二，“社会资本”如何运作?第三，“社会资本”的运作将会对乡村社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社会资本研究中的疏漏也源于社会资本理论的不尽完善。基于此，本文首先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重新建构。主要是借用布朗的系统论视角，从帕森斯和巴克利的社会系统观入手，吸收吉登斯的“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建构了“社会资本”的动态系统嵌入模型。模型在“行动、结构和环境”三个层面上定位了社会资本，并突出了社会资本问题的三个特性：“双重嵌入性”、“两维动态性”和“过程性”。更为重要的是，模型的建构为后续的分析提供了一个研究框架，使文章的论述从“环境”的动力、“行动”的运作及“结构”的力量三个方面展开。 在我国乡村社会中，“社会资本”得以运作的源头的力量在于“环境”的动力，可以从时空上定位为文化的积淀和制度的变迁。即，当我国乡村社会从“传统”经历“再分配”到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导向的利益驱动使乡村社会中儒家经典长期渗透所积淀下来的价值型“关系理性”迂回地成长为一种工具型“关系理性”。 而对于当代乡村社会中的行动者来说，其“行动”的运作，也就是“社会资本”的运作，正是在这种工具型“关系理性”的支配下开始的，具体表现为“关系的资本化”过程的启动，即，一定的“关系”经由行动者的投资或动员变为“社会资本”的过程。可分解为：社会吸引——审视交换关系——投资或动员——社会资本的产生这几个阶段。简单地说，行动者的“社会资本”是投资策略的产物。但是，“投资或动员”并非一次性的运作，而是个持续的过程。行动者在这一过程中坚持回报原则。这一持续性过程的进行使行动者处于一定的“结构性后果”之中，导致了资源的重构和规范的产生。即，一方面，资源发生了有利于行动者自身的重构，使行动者因具有某种成员资格而便于提升自身行动的价值。另一方面，规范的产生制约着这一“结构性后果”内行动者的行动，使他们必须始终坚持回报的原则，不断地投资或动员以维持这种成员资格。可以说，对这一过程的论述，不仅描述了“社会资本”运作所产生的“结构”的力量具有的工具性效果，更为重要的是，指出了当代乡村社会中，“社会资本”形成、维持和消亡的内在运作逻辑。 然而，创造一定“结构性后果”的“关系的资本化”过程并非是人人都可以完成的，它需要两个基本条件：(1)要么有可用于投资或动员的“情感性关系”或“义务性关系”的存在(2)要么具有回报能力。可是，在乡村社会中，大多数人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而且，即便是可以完成这一过程，“社会资本”这一“能够带来资源的资源”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并非均等的。如果说，“社会资本”的运作规则导致了乡村社会中人们对资源的不同占有，那么，“社会资本”的外部性问题及转让性问题则使这一差别进一步扩展为一种模式化的差别。而这一模式化差别的长期存在将对乡村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机制的“社会资本”的运作，将和正式制度安排机制一同影响和决定着乡村社会的分化。其二，“社会资本”的长期运作将导致乡村社会失范的进一步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