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研究背景和意义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是联系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桥梁,也是联系证券市场的枢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的高低不仅仅影响到投资者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证券市场的运行效率和稳健发展。因此,研究信息披露的质量既是广大投资者、监管部门和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也是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完善我国信息披露监管体系需要探讨的重要议题。近年来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不高的状况已经阻碍了证券市场的发展,并成为我国乃至国际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突出问题,这不仅仅说明我国资本市场上信息披露质量方面还存在较大问题,同样,也从根本上反映我国上市公司公司治理上存在种种问题。资本结构作为上市公司的“基因”,对公司治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资本结构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是息息相关的。广义上的资本结构是指资本构成及其相互比例关系,它是包括了股权结构和债务结构的。国内外许多学者都致力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仅探讨了股权结构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或者将股权结构作为公司治理的一部分,从公司治理角度出发来研究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证实了股权结构与信息披露之间关系的同时其实证结论尚存争议,而较少涉及到研究债务结构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其次,由于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和股权状况,尤其是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显著不同于外国,国外的研究成果难以解释我国现状,而且,我国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实证研究中,往往是基于股权分置改革之前的数据,难以对现况做出合理的理论指导。因此,我们从资本结构这一角度出发,将资本结构分为股权结构、债务结构和财务杠杆利用程度三个层面深层次、系统、全面的来研究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探讨每一层面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具体影响,相信研究成果对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实践和理论认识的有一定积极意义。2.研究内容本文在研究过程中,结合计量经济学中的计量模型综合分析我国深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现状,分别从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三个层次：股权结构、债务结构以及整体上的财务杠杆利用程度分析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研究是以实证研究为主,规范研究为辅。在本文的研究内容中,大体可以划分为理论部分与实证部分。理论部分安排如下：首先阐述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要研究的问题,然后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回顾和梳理,进而确定研究方向、研究框架和研究内容；其次,界定本文研究中的两个关键概念：资本结构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明确概念之后具体分析资本结构相关的理论和资本结构的三个层面上具体每一层面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而后,从我国深市上市公司出发,从真实性、充分性和及时性等方面具体分析信息披露质量的状况,为实证研究部分做好准备。实证部分具体包括：首先,对深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现状做整体描述性统计,在分析了各个层面对信息披露质量影响的具体因素之后,提出相关假设,建立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然后分析实证结果,在此基础之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最后,回顾本文研究,归纳分析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后续展望。3.研究结论本文基于资本结构的三个层面：股权结构、债务结构和财务杠杆利用程度分析了对信息披露的具体影响,主要贡献如下：本文在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认为信息披露并非仅仅是一种公司技术行为和手段,其最根本的是由上市公司背后的资本结构所决定的,从资本结构这一更深层次的角度入手来分析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并将资本结构分为具体的三个层面,进行了较为细致、系统、全面的研究。国内外对于资本结构这一角度出发的研究较少,尤其是从债务结构和财务杠杆的利用程度这两方面。本文丰富了国内在该领域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相关的研究结果适用于我国上市公司,具体结果如下：(1)从控股股东的性质来看,相对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来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更高。原因可能是在我国法制不健全的现状下,较之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除了要受外部审计的监督,还要接受来自政府的严格的监管体系,相对来说,整体信息披露的质量更高。(2)股权越是处于高度流通,越能促使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因为,虽然持有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股东大多属于中小股东,在直接影响公司治理和具体行为方面没有优势,但是却是唯一可以“以脚投票”的股东。公司经营状况的好坏、公司发展前景以及公司的表现他们可以间接以股票形式做出及时反映,以此来监督上市公司。但是,这种情况在我国并不明显,由于我国特殊的制度安排,“一股独大”现象较为严重,并且股份改制在短时期内难以发挥出明显成效。(3)股权的集中程度会导致两种极端发生：“搭便车”现象和“掏空”行为,股权的高度分散弱化了投资者通过“以手投票”对管理层进行直接约束,在公司治理中偏好“搭便车”,对管理层缺乏足够的监督；而股权的过度集中则会导致两种效应：利益趋同效应和利益侵占效应,由于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多数情况下并非一致,所以大多情况下表现为大股东的“掏空”行为。进而,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并非越高越好,也并非越低越好,实证证明,我国目前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这与持股比例有关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除了有“魔鬼”的一面之外,同样也会有“天使”的一面,当第一大股东的利益与公司目标一致时,就会对公司进行有效的监督,从而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4)股权制衡度越高,越有利于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但这种影响是不稳定的,证明分析表明第二到第五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要进行有效的监督还需进一步提高：一种可能是股权的制衡度越高,即第二到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于第一大股东,由于第一大股东存在“天使”和“魔鬼”的两面性,则这种联合制衡的性质未可知；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当其他股东进行内部治理制衡所面临成本较高时,会转向外部治理机制,当公司被发现并查处的问题越多,对公司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使得表现出制衡度越高,信息披露质量越低,但这两种解释只存在部分上市公司中,使得整体上市公司股权制衡度对信息披露质量影响不稳定。(5)公司负债越高,越容易降低信息披露的质量,这一结论在国内实证研究中基本达成共识,公司负债越多,面临的财务压力和经营风险越大,为了取得债权人和利益相关者各方的信任,可能选择信息违规或者虚假,或者推迟披露利空消息这种战略手段,降低信息披露的质量。在负债的内部结构中,长、短期负债比率在2008年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也说明了由于我国特殊的融资偏好,信息披露的质量不仅与上市公司整体负债状况有关,而与负债的内部结构比例有一定的相关性,短期负债的存在有望在信息披露质量提高方面做出贡献,但是这种贡献随年度变化不是持续显著的。(6)代表财务杠杆利用程度的负债权益比这一指标在2008年通过显著性检验,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不稳定。这一方面可能由于我国特殊的融资偏好：首先是股权融资,然后是债务融资,最后才是内部融资,从而导致了资本结构中债务资本的地位不高,债权人往往在公司治理地位中处于超弱控制,使得债务对企业的约束功能较弱,对企业形成硬性约束的不平稳。4.研究不足及后续展望由于作者学术水平和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在本文的研究中,主要还存在如下问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完善：(1)选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信息披露考评等级作为被解释变量来研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深交所的信息披露考评等级仅有“优秀”、“良好”、“及格”和“不及格”四个等级,分类较为笼统,无法提供更为具体的数据或者质量详细状况。(2)由于仅有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提供考评等级,所以样本均选择深交所上市的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信息披露质量状况如何以及上交所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信息披露质量如何不得而知。(3)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状况较为复杂,衡量信息披露质量的模型应包括比较多的变量,本文中所构建的模型中引入的变量不够全面。(4)不同行业的资本结构肯定不同,涉及资本结构这一问题时,本文认为分行业来进行研究会比较精准,但是由于样本数据的限制,造成分行业研究中因大部分行业数据不足而无法进行。(5)不同板块上市的公司,信息质量披露显著不同,本文在研究中虽然引入了板块特征这一变量,但是由于条件的限制并没有为板块间进行样本配对的研究,故没有得出进一步相关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