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人们对翻译活动本质的认识进一步加深,译者作为翻译活动中的主体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解释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等后现代思潮的发展进一步揭示了译者翻译活动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译者文体(the translator’s style)也逐步成为翻译研究的焦点之一。另一方面,以霍姆斯(James Holmes)、图里(Gideon Toury)等为代表的翻译研究学派倡导用描写的方法来进行翻译研究,而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语料库翻译研究方法则使译者文体研究逐步摆脱了传统研究零星的、主观的、印象式点评模式,逐步形成了一套量化的、客观的、科学的研究方法,为全面的、大规模的译者文体研究提供了契机。　　 从莫纳·贝克(Mona Baker,2000)率先提出用语料库方法研究译者文体至今已有10年,在这10年间基于语料库的译者文体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不仅有对译者偏爱的语言模式的研究,还有对构成译者文体的宏观因素的量化分析。但从研究现状来看还存有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对译者文体的认识还比较笼统,没有明确的、详细的描写细则,研究规模偏小,以及迄今还没有对某一译者文体或某一译者群体文体的全面的、系统的量化描写。本研究试图融合文艺学、文体学、语料库语言学以及翻译研究学派的描写翻译学与文化学派的观点,以理雅各(James Legge)英译中国典籍的译者文体为研究对象,构建基于语料库的译者文体描写体系,为更大范围的译者文体描写提供借鉴,也为译者文体批评提供新的依据。　　 本研究首先从中西文论中的文体观出发,探讨了文体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而对译者文体的本质进行了阐释。译者文体作为文学文体的一种特殊形式,既具有与文学创作文体类似的特征,也具有其鲜明的独特性。就本质而言,译者文体指译者在译文中所突显的译者自身的语言表达习惯以及译者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下为了特定的翻译目的对原文进行操控而留下的创造痕迹。译者文体是译者无意识的语言表达习惯与译者有意识的文体选择的统一体。影响译者文体形成的因素既包括译者独特的语言表达习惯等微观层面的因素,也包括译者自身的学识修养、翻译观念、翻译策略等中观层面的因素,还包括意识形态、社会规范、文学观念、读者期待等宏观层面的因素。这些因素反映在译者的翻译文本中,形成译者独特的文体特征。译者文体的存在具有客观性与合理性。　　 伴随着语言学、文体学、翻译学理论的发展,译者文体研究的方法和模式经历了从传统的零星点评模式,经过结构主义语言学时期的对等模式,文化转向以来的后现代哲学思辨模式,直到当代的语料库实证描写模式的转变历程,总的发展趋势是从规定性研究走向实证描写研究。基于语料库的译者文体研究以描写翻译学为基础,借助计算机的强大数据处理功能,通过对大量语料的量化分析与描写来发现译者文体,并对形成译者文体的个人因素和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做出解释。这种模式将语言研究与文化阐释有效地结合起来,是翻译研究的语言学途径与文化研究途径的融合。　　 基于语料库的译者文体研究以哲学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为认识论基础,把经验主义的量化描写和理性主义的推理解释相结合,以客观的语言现象为依据,揭示语言内在的本质和规律。描写翻译学的发展为基于语料库的译者文体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基于语料库的译者文体研究的步骤为定相观察、定量分析和定性解释,其描写方法为历时和共时对比。历时对比描写主要把同一原作不同时期的多个译本,或者同一译者不同时期的多种译文进行对比,考察历史文化的变迁对译者文体的制约和影响。共时对比描写则把同一时期同一原作的不同译本或同一时期不同原作的译本进行对比,考察译者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下的文化立场、翻译观念、翻译策略等等。基于语料库的译者文体描写可以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进行。　　 在构建基于语料库的译者文体描写框架的基础上,本研究以理雅各英译中国典籍为个案,重点选取了其英译的6部作品,以及《论语》不同时代的4个代表性译本,采用语料库研究方法,从微观、中观、宏观层面考察理雅各的译者文体。微观层面从词、句、篇章特点着手,主要考察形符数、类符数、类符/形符比、平均词长、平均句长、平均段长、词频、词汇密度、语篇连贯、叙事方式等。中观层面主要考察反映理雅各个人修养、翻译观念、翻译策略的语言要素,如主题词、高频词、特色词、独特词,译者所添加的副文本(如注释、序、跋等),以及译文中的核心文化词、习语、特殊句式、修辞格等的处理模式。宏观层面主要从原语文化语境和译入语文化语境出发,探讨意识形态、社会规范、文学观念以及读者期待等因素在译者文体中的反映。研究发现理雅各的译文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主要表现为忠实、准确、正统、严谨、庄重,体现了其学者型、研究型的译者文体特征,揭示了其作为一名知识渊博的学者、一名热爱中国文化的汉学家和一名热衷于基督教的传教士的身份。理雅各译者文体的形成与其个人的学识修养以及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紧密相连。　　 结论部分对论文的观点、研究方法、创新之处进行总结,指出基于语料库的译者文体研究将对大规模的语言事实的量化描写与对语言现象的文化阐释有机地结合,是翻译研究的语言学途径与文化途径的融合与互补。基于语料库的译者文体研究扩展了翻译批评的客体,对翻译批评以及翻译学体系的构建具有重大意义。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主要表现为微观层面的量化描写较多,而对影响译者文体形成的宏观因素则阐释较多而量化描写不足；对同一原文本的不同译本的历时对比描写较多,而对同一译者不同译本之间共性的共时描写不足。这些都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补充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