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国有企业的改制使我国形成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高级管理人员构成的“三会四权”的二元公司治理模式,但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产生的“一股独大”问题导致了我国公司治理中一系列问题的产生,阻碍了我国公司治理改革前进的步伐。在我国国有股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下,国有股股权的所有者“缺位”,使得上市公司中国有资产的管理者实际上成为了公司的控股股东,控股股东不仅控制着股东大会,而且还控制着由股东大会产生的董事会以及由董事会产生的高级管理人员,从而造成了“内部人控制”的问题。这些控股股东往往会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关联交易等手段来掏空上市公司的资产,谋取私利,使中小股东的权益受到侵害,从而阻碍我国公司治理完善的进程,进而影响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与英美两国的股权分散导致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不同,我国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是由于股权过度集中而导致的。在股权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控股股东不但是上市公司事实上的所有者,还是上市公司的最终管理者,因此,与中小股东之间便形成了委托代理的关系,而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缺乏约束控股股东行为和保护中小股东的有效机制,控股股东便可能通过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来实现自身的收益,致使“内部人控制”问题越来越严重,影响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2001年8月,我国证监会在上市公司中引进了独立董事制度,希望通过这一制度来缓解“内部人控制”的问题,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以及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效率。至今,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的实施已有近12年的历史,然而,在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下的内部人控制的治理环境下,关于独立董事制度是否能够实现解决委托代理问题以及保护中小股东利益这一初衷的讨论仍然没有定论。尽管如此,在学术界和实业界对独立董事制度深化与改进的探讨愈演愈烈的今天,我国独立董事群体开始呈现出另一种趋势：越来越多的独立董事从上市公司辞职,且大多数独立董事趋向于“安静”性的辞职,如以“个人原因”、“身体原因”或“工作原因”作为辞去独立董事头衔的原因。根据上市公司年报以及独立董事辞职公告,2008年发生独立董事非正常辞职的上市公司有40家,2010年有84家,到2011年则有167家,独立董事辞职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如果这种情况一直蔓延下去,会极大地影响独立董事制度的效率。而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找出独立董事辞职的动因,再从动因着手,采取相应的措施,从而使独立董事制度能够真正行之有效。基于我国独立董事非正常辞职现象频繁发生的背景,本文以发生独立董事非正常辞职事件的上市公司以及非正常辞职的独立董事为研究对象,以2009年到2011年发生独立董事非正常辞职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非正常辞职独立董事的个人特征以及发生独立董事非正常辞职的公司的各种风险和独立董事任职的成本收益与独立董事非正常辞职概率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在实证研究之前,本文首先对独立董事制度建立的理论基础及其发展历程以及独立董事相关研究的国内外文献进行了梳理,以便对独立董事制度的概念、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实施的效果有个清晰的认识,并为本文后续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接下来本文对独立董事非正常辞职的影响因素做了一个系统性地描述和归纳总结,并提出了研究假设、变量的设定以及样本和数据的选取方法。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首先对辞职的独立董事的个人特征做了简单的一个统计,简要分析了辞职独立董事的性别、年龄、教育背景以及职业背景分布情况及其原因。然后通过对相关变量进行均值检验、相关性分析,对辞职样本和对照样本进行了初步的比较,从均值检验的结果来看,相对于公司的财务风险,独立董事对事件风险和治理风险的敏感程度要更高。为了进一步研究在多重风险共同作用的情况下,最显著影响独立董事辞职的因素,本文建立了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并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以进一步验证公司风险以及独立董事的收益和成本对独立董事辞职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1)独立董事对在上市公司任职的薪酬并不敏感,但对履职所需付出的成本却比较敏感。即董事会召开会议次数越多,独立董事辞职的概率越大。(2)上市公司财务风险的四个静态指标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只有代表公司整体风险的ST指标通过了显著程度1%的检验,说明独立董事对代表财务风险的静态指标并不敏感,而公司的整体风险才是影响独立董事辞职的最重要的因素。(3)董事会独立程度并不会影响独立董事辞职行为的发生。股权集中度对独立董事辞职虽有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大。控股股东的变更对独立董事的辞职有着重大的影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独立董事独立性较弱的问题。(4)上市公司发生重大诉讼和担保与独立董事辞职的概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代表关联交易的指标与独立董事辞职概率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在公司内部众多风险共存的情况下,只有公司是否被ST这个能够外在体现公司整体风险的指标以及治理风险中控股股东变更和事件风险中重大诉讼和担保这些突发事件变量对独立董事辞职有显著的影响。说明虽然公司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独立董事的辞职,但独立董事对某些风险的容忍度较高。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一些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对策建议,如规范独立董事辞职公告的披露,成立独立董事协会、建立独立董事人才库,给予中小股东提名独立董事的必要权力,实施网络投票等等,希望能够对完善独立董事制度有所裨益。相比于已有的文献,本文的创新主要在于：(1)从选题来说,虽然独立董事辞职的现象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己经越来越普遍,但我国学术界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制度研究的重心仍然为独立董事独立性、董事会构成、独立董事制度的有效性以及这些因素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很少有文献通过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辞职这一行为来探讨独立董事制度的有效性。本文根据独立董事辞职的原因将辞职的独立董事分为正常辞职(因任届期满、不符合法律规定、去世而辞职)和非正常辞职两类,并通过研究非正常辞职独立董事的个人特征以及发生独立董事非正常辞职的上市公司的公司风险和独立董事的成本、收益与独立董事非正常辞职行为的关系,来找出并分析独立董事非正常辞职的真正原因,使我们能够更加深入了解我国上市公司内部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以及董事会的运行机制和模式,从而进一步探讨我国独立董事制度存在的问题,这对监管部门、上市公司、投资者和独立董事自身都有积极的意义。(2)从研究视角上来看,已有的对独立董事辞职原因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规范性阐述和总结上,并且一般都是站在公司和制度层面这些相对宏观的角度上进行分析,而本文从公司层面(主要为三种类别的公司风险)以及独立董事个人的微观层面(包括独立董事个人特征以及独立董事的成本、收益对独立董事非正常辞职行为影响的分析)的角度出发,实证研究独立董事非正常辞职行为的影响因素,并以此为切入点探讨独立董事制度的缺陷以及完善独立董事制度的措施,为独立董事以及独董事制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3)从变量选取来看,与已有文献通常选择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来衡量公司股权集中度不同,本文在选择衡量治理风险的指标时,选择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第二至第十股东持股比例总和的比值来代表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这主要是因为有些公司的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虽然只在10%左右,有些甚至不到100%,但是第二大到第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之和都不到1%，在这种情况下,第一大股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该变量的选取能够使研究样本更全面,减少研究的误差。除此之外,本文还存在一定的不足：(1)由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对独立董事辞职事项的披露尚不规范,因此可能存在上市公司未就独立董事辞职事件进行披露的情况,或者是上市公司利用董事会换届来掩盖独立董事非正常辞职的情况,从而造成样本的偏差,而这种样本的偏差可能会使统计结果产生一定的误差；(2)在自变量的选取上,由于独立董事的声誉并不好衡量,因此并未将其纳入模型中,而这些都可能对独立董事辞职造成影响,因此未来还需要在这方面多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