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2007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又对新农村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在财政政策上继续对新农村倾斜，对新农村的治理提出了美好的蓝图构想。党和政府对新农村提供了物力、财力以及文化上的强大支持，最大的改革在于税收上的巨大转变，千年皇粮国税的终结，让农民体会到了党和政府最真切的关怀，农村的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自治的日益完善和农村民主化的推进，村庄政治向多元化迈进，农民自身素质的普遍提高直接导致了农民参政意愿的增强。农村治理背景因素的变化，新农村新农民状况的转变，农村治理权威的变换以及村民自治实践过程中的改革，迫使农村治理形式，即农村治理主体所依托的力量和方式必定要朝着适应这些转变的新型治理形式迈进。本文从善治和治理理论入手，对建设新农村背景下的治理形式展开分析，并提出了新颖的观点，力求实现新农村从力治向善治治理形式的转型。善治社会的治理，即为国家社会与公民社会合作治理，是新农村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通往善治社会的治理形式即为善治治理形式。治理形式即为公共权力的配置与运作，即治理主体依托何种力量，采取何种方式管理村庄公共事务。经调查论证以及借鉴专家学者的观点，本文认为目前在广大农村内部普遍存在的治理形式就是力量型治理，即依托行政权力、个人能力或个人暴力的治理，行政权力即村干部依托与之俱来的“官权”，即行政职位天然带有的行政权力；个人能力即村民依托个人的杰出致富能力而让其余村民甘愿服从；个人暴力则是村民依托自身的强大暴力势力压制村民。这种力量型治理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但它与我们所要建设的新农村相距甚远。力量型治理在建设新农村的实践中也出现了困境，如力治治理主体权威单一、职责不明、行政专断，阻碍了新农村的顺利发展。新农村是要引导农村社会进入一个民主、法治和高效的善治社会，以人为本是基础，法治是保障，民主是原则，显然这种力量型治理与我们所要构建的新农村的本质截然不符，与善治社会脱轨，而民本治理——以民为本，依法治理——推行法治，理治——基于现实基础上的理想引导，这些治理形式才合乎新农村的发展规律，合乎善治社会的要求，有利于新农村各方面规范化的有序发展，最终实现新农村社会所要达到的善治社会，因此要实现从力治到民本治理，力治到依法治理和力治到理治的转变，所有这些才是引导新农村通往善治社会的有效途径。而要实现这样的巨大转变，就要加强民本理念，改变考核指标，维护农民利益，以及依法治村，法治治理机关全面配合，各负其责，并以实际行动关怀新农村，完善新农村的文化建设，构筑新农村的美好理想，切实引导新农村向善治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