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立帮助行为问题看似缺乏可罚性的行为是否成立帮助犯的问题。在有关中立行为的初期理论中,为确保结论的妥当性,一般通过提出特殊的处罚基准来解决中立的行为案件。然而，即便所提出的特别理论符合处罚感情基准，若其不能一般地适用于帮助犯，也免不了被评价为是权宜的标准。因此,提出只对一定的行为类型有适用可能、特别的处罚范围限定理论的方法，已经失去了支持。近来,通过再探讨帮助犯的一般成立要件，合理地构筑处罚范围限定理论的方法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本文拟重点介绍此种限制路径，并在详细考察现有解决方案的基础上,采取解构与建构的论证方法，提出本文的中立帮助行为问题解决思路。正文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检讨中立帮助行为“中立性”及“促进性”双重属性,厘清中立帮助行为内涵。
　　第二部分,首先,对德日及我国的中日帮助可罚理论进行检讨,将德日理论上的处罚限制路径分为:1.通过提出特殊的处罚基准进行可罚范围限定;2.通过再检讨帮助犯的一般成立要件两种限制路径。本文采用第二种限制路径,并借鉴德国的客观归责理论及其下位原则考察中立行为是否制造了不为法所允许的风险。
　　第三部分,阐述本文基于客观规则路径对中立帮助行为处罚范围问题提出的观点与思考。限制方法包括事实关联判断与结果归属判断,即形式上判断中立行为与正犯行为间是否存在事实关联,实质上借助客观归属理论及其下位归责,实质检讨客观上的可归责性问题,即判断该行为是否制造不为法允许风险。只有在中立帮助行为形式与实质条件均满足的情况下,才能将其纳入可罚范围。
　　第四部分,最后检讨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问题在我国的立法规定与司法适用现状,得出我国立法及司法解释否定了中立帮助行为的概念,且立法上呈现出入罪口径扩大的趋势。并将本文所提出的基于客观归责路径的中立帮助行为可罚范围限定理论对司法实例进行理论检讨,以检验结论的妥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