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的严格责任,无论作为一种抽象演绎的理论,还是一种具体运作的刑法制度,总是伴随着个人主义与团体主义间的论争、排斥与妥协。个人主义倡导个人本位、强调行为人权利,在主观罪过模型的建构上,强调行为人对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所具有的“内心的恶”与“禁止的恶”,即心理责任与规范责任的统一,并强化主观恶在犯罪识别中的决定性地位,坚持“无责任即无犯罪”;团体主义倡导社会本位、强调公众与社会利益,在主观罪过模型的建构上,强调行为本身的危险性与对公益损害的现实性。在犯罪的识别上,淡化罪过,强调严格责任——不要求罪过或要求罪过但证明实行过错推定。极端的个人主义与极端的团体主义,因为其“极端”,在罪过模型的建构上,要么坚持罪过原则毫不松动、绝无例外;要么在坚持特定犯罪实体构成中,不需要有罪过或者在诉讼程序中,控方无须证明罪过、辩方无权就罪过有无提出辩护理由。本文反对在罪过问题上的极端主义,有限的肯定严格责任制度在我国刑事法中的适用,采有限严格责任立场。严格责任的有限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严格责任犯罪的范围是相对的,适用于公共福利性犯罪与极少数的道德犯罪;二是严格责任犯罪并不脱离主观责任的轨道,是允许辩护理由存在的、属于过错推定的严格责任。本文由四部分构成,其中第四部分为本文的重点部分。第一部分是严格责任的概述。首先简单勾勒了严格责任的历史轨迹,指出严格责任是在英美国家经济发展正值兴盛时期,从保护社会和公众利益出发而制定的一种责任。其次对严格责任的含义,在对一元论观点进行反驳的基础上,从多元论视角进行了分析界定。一元论严格责任主要有“无罪过说”、“无主观罪过或主观罪过不明确说”、“主观罪过具体形式不明确说”、“不考虑主观罪过说”、“举证责任免除说”几种学说。多元论严格责任,是对严格责任进行多层次划分、多视角予以把握,认为刑法中的严格责任就是指在某些特定犯罪中,法律规定不以犯罪人主观方面过错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而成立犯罪时所承担的刑事责任,或者在其他某些特定犯罪中,在法律未明确规定犯罪主观要件的情况下,允许被告人自己证明主观过错的欠缺,但在无法证明的情况下推定其过错而承担的刑事责任。第二部分是严格责任存在的理论基础与现实根据。首先该部分详细介绍了学者们从不同于传统刑事责任理论之视角提出的严格责任理论基础,包括“风险责任论”、“报偿责任论”、“危害防止可能论”、“社会福利论”。其次指出有效预防侵犯公共福利行为和增加诉讼经济性是严格责任存在的现实根据。近现代社会,工商业发达,企业活动同公众福利的关系日益密切,同时出现了一些对公众有很大危害而犯罪意图又难以证明的犯罪,若把犯罪意图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往往会使被告逃脱惩罚,使法律形同虚设。严格责任的适用会使此类犯罪得到及时处理,从而保卫社会安全。第三部分是严格责任理论在两大法系的实践。在英国和香港刑法中,严格责任犯罪多与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共利益有关。严格责任犯罪的适用在维护社会的良好秩序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英国刑法中,严格责任犯罪在普通法和制定法中都有所体现;香港刑法规定要负严格责任的罪行,大多数是比较轻微的罪行;美国也在立法上规定了严格责任犯罪。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普遍认为,主观罪过是构成犯罪、负担刑事责任必备的主观基础,因此不承认所谓的严格刑事责任。对于一些主观无罪过或罪过不明、客观上造成了严重损害的行为,主张纳入到行政法范畴,通过行政法加以调整。但是,在诸如日本、法国、意大利、泰国等一些大陆法系国家的部分特别刑法规定中,依然有严格责任的痕迹可寻。第四部分是对严格责任理论及其在刑事立法中的规定、司法中的适用进行介绍及评述,这是本文的重点部分。对于严格责任,肯定论者认为在我国刑法中确立严格责任是合理的,主要认为我国的刑法理论与法律规定基本上能够包容严格责任:严格责任符合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严格责任与我国的主客观相统一的归责原则和犯罪构成理论并不是完全排斥的;严格责任体现了刑法目的;严格责任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不冲突。否定论者认为严格责任制度的确立会违背刑法正义;严格责任制度会破坏我国犯罪构成的合理架构,造成犯罪构成理论的混乱;相对严格责任制度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英美法系国家所规定的绝大多数严格责任犯罪,在我国只认为是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或民事违法行为。而笔者以为:制定和适用严格责任制度符合当前社会形势和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制定和适用严格责任犯罪符合我国刑事立法、司法的需要;在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和司法中,其实已经存在严格责任,与其听任它们游离于刑法理论之外,或者牵强附会地用传统的罪过责任来解释,还不如对其进行系统清理,名正言顺地承认严格责任。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笔者所认为严格责任的适用是一种限制性的严格责任的适用。在此基础上,笔者对我国现行刑法中学者所认为的严格责任犯罪进行了分析判断,认为我国刑法中运用有限的严格责任是合理的,也是可行的。但是也必须对其规定严格的适用条件,即必须满足下列条件:只限于危害公共安全、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破坏自然环境等极少数犯罪;只适用于基于案件的性质、罪过形式客观上确实难以确定罪过的案件;适用严格责任的犯罪,法定刑应较轻。另外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上,对有限严格责任的实现是有所保障并有所体现的。“举证责任倒置”是有限严格责任在诉讼中的表现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