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价的大幅涨跌现象一直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尤其是股价急速下跌所引发的股价崩盘风险,不仅侵蚀投资者的财富和利益,还会危及实体经济的稳定和发展。由于自利的公司管理层对于负面信息的隐藏和选择性披露,导致负面信息持续累积而后集中释放于市场,引发股价崩盘风险。我国实行业绩型股权激励,其制定和推行的初衷在于缓解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冲突,实现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然而实践中的股权激励却具有明显的福利效应和自利倾向,反而会加剧管理层的自利动机和机会主义行为,在一定情形下成为管理层谋取自身利益,侵蚀股东权益的工具。那么业绩型股权激励的实施及其行权限制条件的设定对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也就成为了研究股价崩盘风险形成机理以及影响因素的重要切入点,对于防范金融风险,维护投资者权益,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将股权激励的经济后果从公司内部拓展至资本市场,探究业绩型股权激励对于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本文选取2008-2017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使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衡量股权激励计划的政策效果,研究股权激励的实施对于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同时,从微观角度分析不同公司对于股权激励行权限制条件设定的差异性所产生的影响,具体探究了行权业绩标准和行权时间限制对于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然后,基于会计稳健性分析股权激励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传导路径和作用机理,并进一步以公司内外部的监督治理机制为切入点,分析内部控制质量和外部审计质量对于股权激励崩盘效应的治理作用。最后,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双重差分模型(DID),在控制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对本文研究结论的有效性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实证检验本文最终得出以下研究结论:业绩型股权激励的实施会加剧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且这种正向关系仅在内部控制质量和外部审计质量较低的情况下存在;在考虑股权激励合约中的行权限制条件之后发现,行权业绩标准设定越严格,行权时间限制设定越长,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就越高,说明股权激励行权限制条件的设定过于严格,就会偏离公司的实际运营状况,反而增强了管理层的自利动机和机会主义行为;进一步探究发现会计稳健性在股权激励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表明股权激励的实施通过影响管理层对于信息确认方式和披露程度的选择,进而引发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在控制内生性问题产生的影响后,实证结果同样验证了研究结论的有效性。本文对于股权激励与股价崩盘风险的相关研究,在深化股价崩盘风险研究视野的同时也拓展了股权激励的研究领域。同时为上市公司制定积极有效的股权激励方案和完善公司内外部监督治理机制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有益参考,也为监管部门完善股权激励制度规范和加大监督管理力度提供了治理思路和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