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技术的普及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网络的新样态导致盗窃罪与诈骗罪产生新的特点,盗窃罪与诈骗罪的认定出现混乱局面。涉网络因素不仅使得盗骗交织案件本身出现判断困难,其他涉网因素的犯罪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两罪的区分。因此,需先对盗窃罪与诈骗罪作出基础区分,再对其行为构造进行具体的判断,最终对其是否既遂以及数额方面进行认定。文章共分为三部分:第一章讨论新型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基本区分问题。首先对财产犯罪的新样态进行阐明,在此基础上对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基础区分进行探讨,主要从区分方法和法益侵害两个方面进行。我国刑法对盗窃罪和诈骗罪的规定均采简单叙明的方式,显然,从法律规定方面并不能对盗窃罪与诈骗罪作出具体区分。因此,本文尝试对传统的区分学说进行评析,最终采取处分行为说与主要手段相结合的方法对两罪作出区分。在某些具备盗窃因素和诈骗因素的案件中,其侵害法益并不属于财产犯罪的范畴,不属于盗骗交织案件。此时需对盗窃罪与诈骗罪的法益作相应探讨,从而为行为的具体定性明确导向。对于盗窃与诈骗的界分,主要应从其法益侵害和外在表征来考察。第二章则是在基础区分的指引下对盗窃与诈骗的判断作具体探讨,即对行为构造进行相应的认定。处分行为首先要求行为人具备处分主体地位,处分行为的相对人范围可参考民事法律规范中具有意思能力的主体:首先,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为其所涵盖;其次,具备相应的意思能力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亦能作出相应处分;最后,机器并不必然不属于相对人范围,主要取决于其是否具备人脑处理水平。相对人应在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之后,陷人错误认识并且为处分行为。陷入错误认识应以社会一般观念为标准,但不排除特殊主体陷入不合常理的错误的可能性。相对人为处分行为是一种客观的行为,该种行为是错误认识的表现,亦是财产损失的原因。具体处分意识并不是必备要素,仅需财产处分人对其处分的财产具有移转的认识即可。诈骗罪的行为构造为:欺骗——错误——处分——财产损失,其中应有因果关系的存在,否则可能不构罪或者构成诈骗罪未遂。第三章对侵犯财产的对象作出具体认定,从而解决盗骗案件的既遂以及数额的问题。首先,对财产、财物以及财产性利益的概念及关系进行梳理;其次,从虚拟财产的客观性、价值型、稀缺性、支配性四个方面详细论证其财产性;再次,对虚拟财产作出划分,对虚拟货币作出解释。最后,在财产概念认定和分类的基础上,对既遂与数额作出新的认定。新型侵财案件的既遂认定并不为财产概念的发展所影响,只是在作出认定时需更为详尽。但基于社会危害性的不同,新型侵财案件对于数额的认定也需采取特殊方法:如行为人尚未完全管控该财物,被害人尚有止损余地,则应并根据财产的具体管控情况认定行为人是否即遂或是对其数额予以折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