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丁玲的名字与左翼作家和解放区作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丁玲在20年代刚涉足文坛之时是以一个张扬个人主义、女性主义而闻名的作家。从她登上文坛之初,丁玲在其小说中即表现了现代性对其自身的反思和批判,表达了对“理性”和代表进步、文明的“城市”的质疑。而这种文化现代性的立场一直延续到了丁玲在延安时期的小说创作。本文探讨的两部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就是很好的例子。它们一起展现了现代性的另一种姿态。通过对《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包括贞贞、“我”等人物形象的内涵以及贞贞的真正命运结局的研究,探讨了这篇小说中个体解放与群体解放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丁玲对于社会现代性中的“工具理性”思想的困惑与反思。《在医院中》则更鲜明地举起了批判的大旗。小说中陆萍的思乡病,恰恰就是文化现代性抵抗社会现代性的一个积极的表现。然而正如小说中的陆萍最终被说服一样,处于延安特殊时期的丁玲最终接受了社会现代性对其文本中表现的文化现代性的规训。本文选取丁玲极具现代性内在自反特征的两部作品进行文本细读,旨在表明作家在表现自我和展现时代与历史之间充满无限张力,而这种张力和冲突本身就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一道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