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面临着严峻的低生育形势,2020年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3,远低于更替水平,即使在放开“二孩”及“三孩”政策限制后也未见明显上升。国外经验表明,面对低生育率问题,提高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尤为关键。从近些年的调查数据上看,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高是全世界妇女生育意愿低的普遍原因,中国也不例外。其中,基础教育作为促进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和提高收入的重要途径,对孩子未来发展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基础教育阶段获取优质的教育资源将有利于提高后期的竞争优势,在时间和精力有限情况下,家长必然会理性考虑选择孩子的“数量”和“质量”。基于上述认识,本文集中探讨了基础教育资源会对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本文梳理了生育意愿和基础教育资源的相关文献,对基础教育资源和生育意愿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构建了一个基本理论模型,并推断城市基础教育资源可能会通过家庭教育支出、预期生育回报、教育代际流动性三条路径影响生育意愿,据此提出了本文的假设。在实证上,本文利用CLDS2014和2016年数据,以理想孩子数作为衡量生育意愿的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一个基础教育资源综合指标以衡量中小学教育阶段的教育发展情况,使用泊松计数模型估计了城市基础教育资源对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分别检验了三条机制。此外,本文采用打算生育孩子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更换回归方法、剔除直辖市及省会城市、剔除教育相关从业人员、单独使用小学阶段教育资源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并重新划分样本探究基础教育资源对生育意愿影响的潜在差别。为丰富本文研究结果,本文进一步从性别偏好、二孩生育意愿和三孩生育意愿角度来多维度探讨基础教育资源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城市基础教育资源对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第二,对于农村户籍的育龄妇女而言,可能存在着普遍的“多子多福”观念,基础教育资源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家庭教育资源的缺乏,促进了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提高,但这种影响对于城镇户籍的妇女则较为不明显。并且,本文发现对于接受过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育龄妇女,对基础教育资源更为看重,提升基础教育资源会对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正效应。对中高家庭收入水平的群体而言,其掌握的资源更为丰富,当基础教育资源提升时会在理想状态下生育更多孩子。基础教育资源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在区域之间也呈现出差异性,本文实证发现东部地区育龄妇女的基础教育资源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显著为正,这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的家庭所付出的教育成本和机会成本更大,基础教育资源也成为制约生育的主要因素,在基础教育资源提升时,将满足其潜在的生育需求,提升生育意愿,在西部地区这种影响也表现为正向但不显著。另外,对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而言,基础教育资源对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均具有显著影响,说明提升基础教育资源具有普适性及现实意义。第三,基础教育资源不仅可以通过缓解家庭教育支出来提高生育意愿,还会通过提高家长的预期生育回报来刺激生育意愿提升,同时,基础教育资源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教育水平的代际流动性,促进教育机会公平,对生育意愿产生正向且显著的影响。此外,通过进一步分析,本文发现基础教育资源的提升可以淡化育龄妇女对男孩的性别偏好,促进教育机会平等和生育性别平等化,还可以显著提升二孩及三孩生育意愿,缓解生育意愿低迷现状,促进育龄妇女提升生育意愿。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建议:一、优化基础教育资源分配,促进教育机会平等;二、加强配套支持措施,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三、因地因人精准施策,加强正确生育观念引导,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