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步伐的加快以及随之而来的剧烈的社会变迁,所导致的社会结构的变动,正引起人们的日益关注,精英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工具随其解释力的增强而又逐渐为人们所关注。自帕累托以降,精英理论特别是帕累托对精英理论的精辟论述,确实为我们提供了解释社会变动的工具。然而,如果我们再以帕累托的精英理论出发把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看成简单的精英循环,那不仅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更是显得幼稚和可笑了。我们在一开始就讨论这一问题,正说明并不单单就指针对社会精英的循环而言,因为社会的流动性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但这种流动并不是轻易能够观察出来,而且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像迁徙这般简单就能做到。　　 我们知道,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的社会位置的变动,而社会成员的社会位置的固定与否是与社会整体的开放还是封闭直接联系的,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成员的社会位置的变动不仅愈来愈建立在社会需要的基础之上,而且愈来愈建立在个人能力和素质甚至兴趣和爱好的基础之上。　　 但是,精英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的精英,不管是个体精英还是精英团体,都不可能抛开现有的体制的影响而纯粹创造和生活于一种新的制度。同时,精英总存在于任何一个社会结构中,尽管这种社会结构是高度不流动的稳定结构,也不可避免有精英的存在。因此,本文的研究核心,与其说是精英循环的问题,毋宁说是精英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　　 由此,我想到,在上述要素中,精英在其中处于什么样一个位置?精英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从精英的流动中能看到什么?这是本文导言所关注的问题。　　 社会变迁本身是个相关因素合力的结果,但人的因素总使得社会变迁会受到一定的控制。　　 一般来讲,不管是内部的精英循环还是外部的精英循环,社会制度相对而言是延续的。在一种社会形态中,制度总是在延续中慢慢由精英创导而发生变革。但是,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尽管社会制度相对稳定,但并不说明社会不在改变,相反,精英的循环给社会的变迁创造了可能。　　 从某种意义上说,精英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变革的先驱。精英作为知识、思想、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的构造者、阐释者和传播者,每每在社会变革的启动阶段,精英总是活跃在变革的前沿。他们常常怀有理想主义的情怀,思考人类社会的普遍问题,对于现实社会采取批判态度。这个特点导致精英较之其它社会阶层具有激进倾向。这种激进倾向一方面使他们成为社会现实的批判者、社会变革、社会发展的先驱,但同时精英常常占据话语权,成为事实上的统治阶层,往往反对社会颠覆性的变革。这样,精英也就常常成为社会动荡的母胎与催化剂。这事实上有可能就是千百年来思想家们都在思考的这样一些问题:精英同社会制度的关系如何?他们的价值标准是什么?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生存状态?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是什么?这是本文第一章所要讨论的问题。　　 作为精英存在的社会基础,我们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社会本身肯定存在阶级级差,这种级差的存在突显了精英存在的可能。但问题是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差别是什么?或者说促使精英流动的差别是什么呢?他们的流动途径是什么?第二章我们以中国传统社会为例,着重解释上述诸问题,并探寻精英循环的路径与模式,包括内外循环之间的方式以及他们的流动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在本文的第三章,我们把视角转向近代中国社会,从历史的角度对近代中国几个关键时期的精英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分析。在社会政治剧烈动荡的风云中登上历史舞台的社会集团中,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常常是前期统治阶级功能的继承者,并且成为新的社会型态的创建过程中举足轻重的集团；他们在推动变革的过程中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他们究竟在什么程度上被当作更为深刻的社会变革的产物,或更加强大的利益的代表?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探索。　　 基于上述论述,我们可以通过历史面向当今中国社会,在第四章我们探讨了在知识社会条件下的精英循环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着重探讨了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和经济精英之间的配置和互换。资本如何在三者之间流动、转换,如何形成总体性资本?由此而来的是精英生产和再生产方式的变化是什么?　　 社会流动具有一定的社会公平或平等的功能。一个社会要想进步,就必须具有某种途径,使出身低微而才智过人者能够替代那些出身高贵而才疏学浅者。封闭社会缺乏这样的选择余地,从而极大地浪费人力资源。　　 时代的深刻变化给社会的协调与管理带来了新的课题。我们所处的转型时期也是充满矛盾。多元的社会可以调节矛盾、疏导不满,而无法消除它们。当今社会的矛盾与不满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原因在于现代人的生活的复杂性以及人们的欲求的多样性。而调节与疏导的最好的方法,是让它们在理性的框架内表达出来。　　 在我国目前,就像在历史的所有时期一样,流动与稳定是个重大的政治与社会问题,也可以说基本上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