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惯习是翻译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而现有的对译者惯习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描述译者的个人历史,缺少对译者所在的集体历史的观照。在布迪厄惯习理论中,惯习的生成是基于个人历史和集体历史的。因此,本文以复社版中译本《西行漫记》为案例,运用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为分析工具,试图阐明译者所在的场域结构及其中的资本状况对译者惯习的影响。复社版中译本《西行漫记》是《红星照耀中国》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具有很高的历史地位。该版本所在的背景是抗日战争,其时文艺活动,包括翻译活动的政治因素逐渐凸显。就该版本的内容而言,它是一个外国记者对中国事务的报道,其本身就具有很多的跨文化特征。另外,由于该版本的生产者是一个译者群体,且单个译者负责的哪个章节已不可考。这些因素使得对译者个人历史的描述变得无意义的同时,也为考察译者群体所在的集体历史及其对译者惯习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基于上述情况,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复社版中译本《西行漫记》译者的惯习受到场域及其资本状况的影响。根据以上假设,本文提出以下四个研究问题:1、复社版中译本《西行漫记》所在场域的结构是怎样的?2、该场域内的资本分布与竞争情况如何?3、译者由此形成了怎样的惯习?4、译者惯习对该版本的产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研究主要采用定性研究中的文献法、案例分析法、文本分析法和理论思辨法来解答上述问题。研究发现:1、该译本产生于三级场域结构:被分割的元场域,即权力场域,被政治化的文艺场域和具体的翻译场域;2、场域内的各方势力(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日本侵略势力)对资本进行着激烈的争夺,翻译成为资本积累的一个手段;3、译者于是形成了如下惯习:(1)倾向于选择有利于抗战和中国共产党的源语文本;(2)有利于共产党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不利于日本和国民党内亲日派的具体措辞;(3)民族化、中国化和大众化的表述风格;(4)有利于读者理解的翻译策略;4、译者惯习在上述四个方面对该版本产生了影响。本文的结论是:译者的惯习受到场域及其资本状况的强有力影响。由此,本研究提出的假设得到了证实。通过本文,我们期待翻译研究者对布氏理论更成体系的应用,同时,也希望能促进对非文学翻译和战时背景下的翻译现象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