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方式是人类在适应居住环境的基础上产生的,环境的改变通常会引起生计方式的变迁,而生计变迁又会引起社会文化的变迁,从而对社会秩序形成冲击。社会秩序是人类的本能需求,更是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自人类文明诞生以后,任何社会都需要秩序,也都需要对秩序进行维系。为此,本文试图以中越边境地区的一个村落——和平村为田野点,分析其在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劳动力“回归”和“靠山吃山”生计方式得以维持的现象,并探讨这一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文化逻辑。和平村位于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峒中镇东面的中越边境线上,是一个纯瑶族村。从1949年至今,和平大板瑶人的生计方式经历了由“居山游耕”转变为“定居农耕”,再由“定居农耕”转变为以“山林”经济为主。同时,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如今年轻的大板瑶人将外出务工作为一个重要的生计选择。生计方式的变迁,使大板瑶人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变迁。虽然其以“互惠”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以及由此建构的社会秩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是在总体上实现了“有序化”。从地方性视角出发,大板瑶人的“回归”主要是基于“父母权力”和群体习惯的双重迫力;大板瑶人对“靠山吃山”生计方式的偏好,主要是基于“生存第一”、“安全第一”的原则,是包含在以“互惠”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之内的,既表现出生活的经验性,又表现出生活的智慧性;大板瑶人之所以能较好地维持“靠山吃山”的社会秩序,与其社会结构总体上呈现出的“差序格局”特征不无关系。大板瑶人以“互惠”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在社会整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板瑶人在互帮互助的社会关系之上所塑造的相似的价值观和共有的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社会调控手段,在维系“靠山吃山”的社会秩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