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一词源于《大学》之“亲民”，“亲”者“新”也，故“亲民”即“新民”，本义乃“革其旧之谓也”，意谓人不但应“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也就是通过革新民众的伦理观念，而实现止于至善的目标。它旨在通过个体道德修养而实现自身道德的完善并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完善，这种从个体道德的角度来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真实地反映出传统思想从德性、伦理学的角度来阐释世界的思维方式。可以说，《大学》的‘新民’之学奠定了以伦理道德为本位、以达到最高道德境界为目标的中国传统“新民”之学的基本框架和价值取向。　　因而，“新民”一词，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有着明确的伦理内涵。这种伦理内涵不仅奠定了“新民”思想在中国近代的伦理基调，而且使“新民”在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境遇下拥有了新的时代精神——“新民”成为救亡图存、追求富强的重要方式。近代以来，在社会危机、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有识之士在历经了艰难探索之后，终于把人的革新作为拯救国家的出路。他们从人的近代化的角度去探索社会进步之路，以进化论为世界观基础，以中国传统功利主义与近代西方功利主义的融合为价值观基础。　　从严复开始，“新民”思想开始了其在中国近代的生发过程。严复提出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思想，试图从力、智、德的三维架构对国民的身体和精神进行重塑，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以“新民德”为核心的伦理精神的重建过程。严复试图通过中西文化的对比，发现中国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之世之所以沦为他国之鱼肉的深层原因，并最终将其归结为“自由”的缺乏。在严复的影响下，“自由”作为近代伦理精神重建的根基，其地位被确立起来。与此同时，群德即公德的养成作为重建的内容，以及国民意识的形成作为重建的灵魂，也依次被明确提出。　　可以说，比较全面地体现和反映中国近代“新民”思想所达到的理论高度的就是梁启超的“新民说”，他着眼于对人的文化特性的反思，由此引领了这一时期对国民性的批判和改造，并将这作为新民思想的现实选择。思想家们以传统新民思想为基础，进一步突出了人的重塑，旨在以国民性的批判改造来提升国民的素质、革新伦理观念。他们将权利意识作为国民的生存基础，试图通过权利意识的培养以及道德革命来完成对国民性的改造，并将其作为道德重建的重要内容。　　之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把对新民思想的发展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这一时期与戊戌时期的明显不同就在于，前者是个体之新民，而后者则是国家之新民。个体已经摆脱了国群的遮蔽，而成为有着自由、权利的新人，同时，自由、平等、权利等价值理念也已经不再是作为实现国家富强的工具，而成为目的。　　“新民”思想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进一步得到发展。毛泽东在延续他五四前后“新民”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德育、智育、体育的“三育”方针来造就共产主义新人。邓小平则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的塑造作为目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质条件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欲望和需要也在不断扩张，“新民”必然要求与时俱进。因此，通过对公共精神的培植，培养对社会有着责任和担当意识的现代公民，依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