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美术”向近代美术转型的过程中,和学院机制一样,展览机制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既是转型过程中的基本推动力量,也作为转型的效果、程度以及成败的主要衡量指标。值此转型之际,对于中国绘画而言,除了作为艺术创作和艺术消费之间的中介体制承担艺术作品展示、分配和传播的一般性功能之外,展览机制还有两个不容忽视的作用,一是改变了传统中国绘画作品的接受方式,二是催生了新的中国绘画作品。从把艺术品送到外国博览会参展,到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和历史博物馆等展览机构的成立,展览机制经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本土化的过程。民众教育馆的展览机构和设施的建设和运营可谓是其中一次最普遍且最深入的本土化实践,尤其在民众教育馆“社会教育”视域中展开的美术想象又使得其实践充满特殊性,这一特殊性常常被艺术自律话语所遮蔽。本文通过对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的展览机构和设施的建设和运营的研究,展开对近代中国的展览机制建立的历史过程、运行方式以及对美术的实际影响等问题的讨论。作为艺术中介组织的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既在艺术作品与社会的关系之中充当中介,也在艺术生产者和艺术接受者之间充当中介。一方面,作为艺术作品和社会的中介,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担当社会的理想、规范、价值观、法律、制度、政策和结构,并把它们带给艺术作品,以建构或激发艺术作品的“社会教育”意义。另一方面,作为艺术生产者和艺术接受者之间的中介,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以其在社会网络中的独特位置,以及奉行的不一样美术信念,它们的文化实践和组织运行遵从的是“平等主义”原则,对于艺术生产端和艺术接受端的影响主要在于煽动、鼓励和支持了无限性的美术生产和美术接受。尤其,它既作为艺术展览的主办方,又作为艺术展览的场所,深刻地参与到了艺术作品的价值的再生产、流通和转化的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