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汉末年,军阀的萌芽与发展是与东汉末年动乱的政治与社会背景所分不开的,这个背景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于汉王朝一直以来所积累的政治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并且变得愈发的严重,这种政治问题的集中表现主要就体现在官僚群体特别是宦官群体的腐败以及朝廷政治斗争的残酷这两点。另外一方面,东汉末年连年的灾荒与瘟疫所引起的社会危机,这种危机发展到极致就形成了黄巾起义,这种危机是广泛存在于汉王朝的各个州郡的,其起义的特点是多路起义军同时产生,这对东汉王朝的统治产生了巨大威胁。在这两方面的同时作用之下,军阀就产生了,首先居于东汉王朝内部的官僚们,出于对自身安全的保护,需要一条自我保护途径,拥兵自重便是一个选择。其次,东汉末的黄巾大起义也为汉王朝官僚的拥兵自重提供了机会。加上东汉王朝在内忧外患之下自身控制力的衰落,东汉末年军阀的崛起就是一个必然事件。东汉末年军阀崛起与发展主要以董卓之乱为界线分为两个阶段,两个阶段分别以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军阀萌芽阶段主要是指的董卓之乱以前,此时由于镇压黄巾起义军的缘故已经形成了众多小而分散的军事集团,这些军事集团中大多数是遵守中央号令的,但有少数已经开始对重要号令进行部分抵抗,有脱离中央号令的嫌疑,甚至有的相互之间已经开始战争,这样的军事集团把它称之为萌芽中的军阀。此时中央号令还存在一定影响力,所以其分类主要以其在汉王朝中的地位与作用作为依据,由此在崛起初期的军阀形成了共同对汉王朝称臣的特点,而有不臣行为的军阀是存在巨大政治危险的。公元192年,伴随着董卓的死,董卓之乱在其最高潮之时戛然而止。董卓虽然死了,但汉室衰落的步伐并未能放缓,董卓之后留下了一个名存实亡的东汉王朝,东汉末年正式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时代。董卓之乱后东汉王朝呈现了一下几个特点。其一,董卓之乱彻底瓦解了汉王朝的权力系统,董卓利用刀兵获得了无上的权力,而且反对者同样使用暴力将其制止,这使得整个汉王朝官僚彻底明白了有枪才有安全感的道理,全国自然也兴起了占地为王的风气并开始军阀混战,甚至连荀彧等诸多拥护汉室的忠臣也选择依附如曹操这样的强势军阀以企图复兴汉室,可以说通过武装割据来实现自身政治目标已经形成共识。其二,董卓之乱后,通过镇压黄巾起义以及反董卓运动诸多军事势力演变成为了具有独立行政权力的军阀割据势力,可以说已经走完了军阀的产生之路,之后他们相互绞杀,开启了一个军阀混战的时代。其三,董卓之乱后,军阀势力割据态势已形成开始进入了经营阶段,对于各自地盘的经营也是千奇百怪各有特色。基于以上所说的三个特点。董卓之乱之后,不宜再以军阀在汉王朝中的地位与作用来进行分类,而应该以其割据所在地理位置与其自我发展方式来进行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