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农地被政府征收,变成建设用地,产生大批的被征地农民。统计数据显示,全国被征地农民数量超出5000多万,且每年递增200万人。尤其是1998年以后征地补偿取消了“农转非”,不安排失地农民的就业,农民得到的补偿无法维持长期生计,加上农民自身的生活技能比较欠缺,再就业能力有限。在这种背景下,征地补偿问题日益突出,主要是征地权行使范围过宽、征地补偿不合理、征地费用分配乱、补偿政策不透明、安置政策难落实等缺陷,造成农民失去农地后生活水平和长远生计难以得到保障,导致大量的征地补偿上访问题。究其原因是,现行的征地补偿政策存在“三权一性”的弊端,即被征地农民缺少对土地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定价权,缺乏差异性的补偿政策。目前征地补偿标准更多的是政府的单方面定价,农民无权直接参与讨价还价,制定标准时没有充分考虑作为产品出让方的农民出让意愿,忽视了农民受偿意愿的差异性,忽略了农地作为农民财产的本质属性,最终导致征地补偿问题突出、矛盾尖锐。更重要的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就失去了劳动的对象,原有的劳动技能也随之失效。在现有无法直接实现市场补偿的制度背景下,从农民角度进行农民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研究,探讨被征地农民补偿需求与社会许可的平衡,以期达到现阶段效率与公平统一,有利于科学制定征地补偿政策,深化征地补偿制度改革,提高被征地农民的征地补偿满意度,缓解目前存在的因征地补偿引起的社会矛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因此,本研究在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因素、自然条件因素及被征地农民个体因素之间差异性的基础上,利用福建省16个县1436户农民入户问卷调查数据1,从农民被征地意愿、意愿受偿方式和意愿受偿价格三个角度深入调查农民受偿意愿的现状,并从被征地农民个体之间的需求差异性出发,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分析影响农民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及不同区位不同类型之间影响因素的差异性。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首先界定被征地农民、土地征收及受偿意愿等相关概念,对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进行评述,得到若干启示。接着对新中国建立后的农地征收制度的沿革过程进行分析,研究目前征地补偿制度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对福建省的农地征收补偿政策进行剖析,了解不同区域农地征收补偿政策之间的差异性及其影响基础;进而从理论上探讨了影响被征地农民受偿意愿的内外部因素,进一步从土地经济、政府行为及被征地农民受偿意愿等角度分析了被征地农民受偿意愿的生成机理;在此基础上,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被征地意愿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定量模型关系,确定影响农民被征地意愿的主要因素,以及不同区位不同农民类型等条件下农民被征地意愿影响因素的差异性;并运用描述性分析方法对被征地农民意愿受偿方式差异性进行分析。在多种受偿方式中,以意愿受偿价格为例,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意愿受偿价格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定量模型关系,确定影响意愿受偿价格的主要因素,以及不同区位不同农民类型等条件下意愿受偿价格影响因素之间的差异性。通过提出相关假设,即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家庭禀赋特征和被征地地块特征对农民被征地意愿、被征地农民意愿受偿方式和意愿受偿价格是有影响的,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得到如下结论:(1)突破现行法定一刀切的征地补偿制度,实行差异性征地补偿政策。(2)影响农民被征地意愿的主要因子按贡献度从大到小排序是征地前农地用途、就业能力、社会保障情况、失地面积比例、对农业的依赖程度、家庭是否有人当过村干部、从事职业、地区人均GDP和征地年份。其中,地区人均GDP、失地面积比例和对农业的依赖程度与农民的被征地意愿成负相关;征地年份与农民的被征地意愿成正相关;家庭有人当过村干部比无人当过村干部的农民更愿意被征地;征地用途为工业仓储和特殊用地的征地意愿程度比征为商业、服务业用途的意愿程度高,征地用途为住宅建设的征地意愿程度比征为商业、服务业用地(商业、餐饮、金融等)的意愿程度低。从标准回归系数绝对值来看,对农民被征地意愿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征地后用途与征地前农地用途类型差异带来的价值差异。从影响因素类别上来看,补偿标准与土地市场价值之间的差异成为影响农民土地被征地意愿的首要因素;除此之外,社会保障建设与农民再就业问题,成为农民除补偿标准之外考虑的第一要素;失地面积比例,是判定农民是否为失地农民的重要指标,是征地补偿政策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3)从不同的经济发达水平、征地区位、家庭是否有人当过村干部和农业依赖性四个角度对农民被征地意愿的影响因素差异性进行研究,得出:①在落后地区模型中,对被征地意愿影响程度最大的变量为失地面积比例,其次就是家庭是否有人当过村干部。一般发展地区模型中影响农民被征地意愿最显著的因素是征地前土地用途和对农业的依赖性。发达地区模型中,影响农民被征地意愿最显著的因素是征地用途,其次是对今后生活的顾虑。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差别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对征地补偿所考虑的主要问题。经济落后地区到一般地区,再到发达地区,农民被征地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体现了一种变化,落后地区的农民更注重的是征地面积比例本身,而发达地区更注重用途不同带来的收益差异,造成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的关系。②城中村中征地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征收后主要收入来源为个体经营的农民,其次是失地面积比例。城乡结合部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征地用途,其次是失地面积比例。中远郊地区的农民主要考虑征地前农地用途与今后生活顾虑问题。城中村、城乡结合部、中远郊地区的农民主要影响因素存在一种递变性,今后生活顾虑问题不是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的主要影响因素,这部分地区更多考虑的是征地用途问题;而中远郊地区的农民最注重的是征地前的农地用途,希望征收价值较差的土地,保留较好的耕地,同时,对征地后长期生活顾虑较明显,在制定征地补偿政策时需要进行关注。③不依赖农业的农民的最主要影响因素是家庭剩余人均承包耕地面积,而无所谓与比较依赖的农民的最主要影响因素是征地用途变量,很依赖的农民的最主要影响因素是征收后主要收入来源。很依赖农业的农民较其他农民而言,更注重的是今后的生活收入问题,而只给予唯一的经济补偿的话,是解决不了今后长期的生活问题。④家庭有人当过村干部的农民最看重是今后生活顾虑问题,而家庭没人当过村干部的农民最看重的土地前后用途价值差异带来的补偿标准问题,其次才是今后生活顾虑问题。(4)通过对被征地农民意愿受偿方式差异性描述统计分析,得到(以征地区位和被征地农民年龄为例):①从征地区位来看,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和中远郊三个地方的农民选择的意愿受偿方式中最多的是养老保险,其次是现金,再次是医保。落后地区的被征地农民相对于发达地区和一般地区的被征地农民,对于非货币的补偿方式有更强的偏好。②从青年、中年、中壮年、老年四个人群来看,希望得到现金补偿的比重分别为73.6%、65.4%、61.7%、59.5%,呈递减趋势,希望得到养老保险补偿的比重分别为52.1%、59.3%、72.5%、71.7%,总体上呈现递增趋势。其原因在于年龄大的农民由于思想观念的保守以及缺乏就业技能,在被征地后在找工作方面相对于年轻人存在着更大的困难,所面临的养老、医疗的问题更加严峻,因而在货币补偿方面的需求更加迫切,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非货币的补偿需求更加迫切。(5)影响被征地农民意愿受偿价格的主要因子按贡献度从大到小排序是征地后用途类型、征地前农地用途、失地面积比例、对今后生活的顾虑、征地前人均承包耕地面积、征地区位、对农业的依赖程度和地区人均GDP。其中,地区人均GDP、失地面积比例和对农业的依赖程度与农民的意愿受偿价格成正相关;征地区位和征地前人均承包耕地面积与农民的意愿受偿价格成负相关。草地的意愿受偿价格显著低于耕地,菜地的意愿受偿价格显著高于耕地。征地用途为住宅用地的意愿受偿价格显著高于征收为商业、服务业用途的意愿受偿价格,征地用途为公共管理用地和特殊用地的意愿受偿价格显著低于征为商业、服务业用地的意愿受偿价格。对今后有保障和就业生活顾虑的农民,其意愿受偿价格显著高于对今后没有生活顾虑的农民。(6)从不同的经济发达水平、征地区位、农业依赖性和失地面积比例四个角度,分别建立了被征地农民意愿受偿价格的计量模型,进行差异化分析,得出:①经济落后地区和一般地区的被征地农民除将征地用途和征地前农地用途作为意愿受偿价格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外,将失地面积比例和生活保障作为次要影响因素。而发达地区农民,更多注重的征地用途带来的价值差异,高地价要求较高的意愿受偿价格,而对生活顾虑问题考虑较少,不成为其意愿受偿价格的主要影响因素。②城中村与城乡结合部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征地用途变量,要求高地价高补偿,对今后生活顾虑少,而中远郊的最主要影响因素是今后就业与生活保障问题。③很依赖的农民的最主要影响因素是征收后主要收入来源,而其它依赖性农民更多的是考虑征收用途类型差异。很依赖农业的农民较其他农民而言,更注重的是今后的生活收入问题,而只给予唯一的经济补偿的话,是解决不了今后长期的生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