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既是一个历史性话题,也是当今世界最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在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下,全球贫困人口持续下降,贫困发生率逐年减少,积累了丰富的反贫困经验。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农村贫困治理不仅有助于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而且还可以改变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推动农村现代化发展。从我国的扶贫历程来看,先后走过了“启动发展”、“开发式扶贫”和“精准扶贫”三个不同的阶段,同时折射出从“普遍性贫困”到“区域性贫困”再到“个别性贫困”的政策关照。在精准扶贫的政策驱动和“压力型”体制下,农村“贫困”问题及脱贫状况已成为基层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因素,推动了贫困问题及治理术向着科层化、技术化、数字化方向演变。然而,“贫困”作为农民日常生活世界的一个面向,却充斥着情感、认知、惯习等非理性因素。显然,在现代性的语境下,作为生活的“贫困”与作为治理的“贫困”存在着“传统—现代”、“价值—技术”、“认知—数字”等结构性力量的碰撞。那么,我们更加需要探究的是,农民立足于日常生活世界和地方性知识将会以何种行动方式应对贫困治理?对于精准扶贫而言,贫困治理显然是建立在农村贫困人口多样、交叉和分类特点基础上的概念。回顾过去的三十多年的农村扶贫实践,基本上围绕着两条不同的线索展开:其一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大规模的农村扶贫开发。国家通过农村产业培育,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以此带动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其二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实施的社会救助制度,保障个人和家庭不因贫困而承担社会风险。同时,两种不同扶贫实践也蕴含着不同的运作逻辑。社会救助制度重在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发挥着社会安全网的作用;而扶贫开发重在通过经济发展,提升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能力和适应市场能力。为此,贫困治理可以从总体上划分为保障型贫困治理和开发型贫困治理,二者共同构成了我国现阶段贫困治理的主要内容。笔者基于对G省杨村的扶贫实践探究两种不同的贫困治理过程中农民行动逻辑的基本样态。杨村地处我国西部,属于贫困村,因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经济发展滞后,中青年人口流失严重,村中现有农民分化也比较明显。在保障型贫困治理中,社会救助及“低保”、“五保”的扶贫直接性,使得农民普遍希望获得相应的贫困身份,进而能够获得与国家或制度相关联的通道,直接获得福利的补助,但是过度的“积极”参与同时也带来了农民扶贫观念和乡村社会生活的一系列变化和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在开发型贫困治理中,以项目为中心的财政转移支付推动了国家资源向乡村延伸,乡村公益性项目、生产性项目及入户项目得到快速发展,但不容忽视的是农民选择性参与、选择性加入和选择性承接等现象,并由此而引发乡村社会的“精英俘获”、阶层重组和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等新的社会问题。通过观察杨村农民在贫困治理中的行动,本文将系统地呈现出不同贫困治理中农民的认知、价值以及所引起的社会后果。在分别讨论两种贫困治理中农民行动逻辑的基础上,本文总结和归纳出两种不同贫困治理中农民行动分化的现实表征,以更好地观察处于两种贫困治理下农民行动的差异性。此外,农民的行动有其“正当性”向度。通过研究发现,尽管农民的行动并不是完全按照贫困治理的维度展开,但是其依然可以在地方性知识的脉络下寻找话语和行动的“正当性”。与此同时,笔者从国家、村庄和个人三维角度透视两种贫困治理中农民行动对国家的道义期待、有限公共性和利益差序等共性特质,也表征出贫困治理中农民行动的总体样态。最后,通过贫困治理中农民的行动探究,我们发现以技术为导向的贫困治理与农民的日常生活存在着结构性的张力,而农民的行动深受贫困治理的复杂结构与个人主体能动性的双重影响,并对乡村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重塑有重要意义。面对贫困问题发展的新阶段、新特点、新趋势,本文尝试性对当前贫困治理作出反思,试图在“贫困人口—社区”、“技术—文化”两种相互交织的关系维度下,比较贫困治理的不同类型及功能,回应当代中国精准扶贫过程中存在的一些行动偏颇,并探索以社区为本的贫困治理以及消除绝对贫困人口之后的“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的主要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