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律史的研究中，清代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都有比较系统的研究。而对于州县自理案件，虽然也多有提及，但是系统的研究还比较少。对清末州县自理案件的分析和研究，有利于探索中国古代解决争讼问题的观念、方式和揭示清末地方司法实践的真实状况。　　 本文首先介绍了《樊山判牍》的大致情况，对其中的各类批词和判词作了详细的归纳总结，悉数了各类批词的种类和数量，使读者对《樊山判牍》有了比较直观的了解。进而对《樊山判牍》中的批词和判词从案件性质和是否准予受理两方面对批词和判词作了比较细致的分类，使得《樊山判牍》在读者面前一目了然。　　 对史料作了比较直观的交代以后，分析什么是州县自理案件，指出所谓州县自理案件就是由州县官审理判决并执行的案件。进而对州县自理案件按照性质进行了分类，并举出《樊山判牍》中的批词为例证。在诉讼程序的问题上，清代和现代有着很大的差异，不存在现代所谓“民事审判程序”或“刑事审判程序”之类程序性质上的区分。所有的诉讼案件首先都是由知州、知县处理的。在最初的告诉和审理阶段，诉讼案件没有以何种形式以及向何种司法机构诉请的区别。本文对州县自理案件的程序作了一定的说明，并对管辖、起诉、呈词、代书、受案时间、批词、堂审、判处结案等几个问题作了专门的说明和论述。调处息讼的案件在州县自理案件当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本文也对调处息讼问题从作了专门的讨论，说明了调处息讼大量存在的事实和原因。指出调处息讼大量存在是统治者阶层、州县官和当事人三方博弈的结果。　　 审判都有一定的依据，国家法律作为司法审判的依据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清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法律都是以刑法为主，民事法律制度并不健全。在州县自理案件以民间细故为主的情况下，情理就成了州县自理案件的主要依据。以情理为主要审理依据并不说明法律退而居其次，国家法律依然是司法审判必须坚持的准则，只是在清代法律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情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本文没有特别指出法律是州县自理案件的审理依据，只是为了强调情理在州县自理案件审判中的重要性。情理和国法在内在关系上其实是一种包涵关系，国法源自情理，应当包涵在广泛的情理之中。　　 在清末州县自理案件中，影响司法审判的因素很多。本文重点考察了息讼思想、家长制思想、自由裁量权以及官僚政治和州县官素质等几个因素对州县自理案件审理的影响。　　 从整个中国古代法律史的进程和诉讼的整体情况来看，“息讼思想”确实占据着引领性甚至统治性的地位，但是一旦具体到个案，官方和当事人对诉讼却呈现出不同的态度。也就是说，这种思想在官在民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其实是由阶级的差异性造成的，笔者对这种差异性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笔者在研读《樊山判牍》的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家长制思想，这种思想长期以来影响着中国古代社会，在清末州县自理案件的审理中也有很大程度的体现。　　 与重罪案件必须严格依照国法律例进行审判相比，州县自理案件的审判则表现出了完全相反的自由裁量权。　　 此外，官僚政治和州县官的个人素质也对州县自理案件的审理有很大的影响。　　 清末州县自理案件的考察，对于探索中国古代解决争讼问题的观念、方式和揭示清末地方司法实践的真实状况意义重大。通过研读《樊山判牍》，将清末地方诉讼审理实施状况与当时地方司法官的司法观念相对照研究，考察司法观念对当时法律实践的影响，进而分析影响清末地方司法观念的深层次的社会和历史原因，在当今倡导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的大环境下也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