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中立帮助行为既诞生于网络化的大背景之下,又立足于传统中立帮助行为基础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九)》]将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和帮助信息网络安全活动罪纳入刑法,试图从不作为和作为的两个角度全面封锁网络犯罪的出罪空间,将尚处于争议之中的网络中立帮助行为一下提升到正犯的高度,标志着我国刑法对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全面处罚的序幕正式拉开。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业务行为趋向刑事化、安全管理义务的扩大化和帮助行为的正犯化,其背后是刑罚万能主义和重刑思想的体现,不加限制的将网络中立帮助行为扩大处罚,既不利于我国互联网产业的长远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限制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范围,实现刑法自由保障与犯罪惩罚的动态平衡。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由传统中立帮助行为演化而来,是中立帮助行为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因此,对该行为的研究始终要建立在传统中立帮助行为理论基础之上。关于应否处罚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理论界存在几种不同的学说,主要分为全面处罚说和限制处罚说。全面处罚说过于强调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性,而忽略了该行为中立特殊性,不当的限制公民自由,已被大多数国家所摒弃采用限制处罚说。限制处罚说的内部又可分为主观说、客观说和折衷说。通过对国内外中立帮助行为刑事可罚理论分析之后不难发现,主观说和客观说都片面的强调其可罚性,容易扩大对该行为的处罚范围。犯罪成立条件可以分为违法构成要件与责任构成要件,主客观相统一(责任主义)是二者关系的基本要求,违法与责任不是相加关系,而是阶层关系或者限制关系。在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界定的逻辑进路中,亦应始终坚持贯彻犯罪构成理论的指导。以客观方面为逻辑起点,在客观层面的内部位阶上,坚持三项考量标准,标准之间呈递进式关系。只有满足前项标准,才能具体展开下一项标准的考察,若前项标准已经得出否定结论,则可直接推断网络中立帮助行为不具有可罚性,也无需进行下一阶段的检验。除此之外,还需进一步考量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主观层面,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既要有帮助的认识,明确认识到正犯即将进行犯罪;还要有帮助的意志,在原有的认识基础上积极追求、希望将其转变为自己的行为动机。在此,网络中立帮助者的主观要素仅仅是作为排除犯罪化事由起作用,而非作为单独构罪之理由。总之一切犯罪都是危害行为的客观要件与主观要件的有机统一体,坚守罪刑法定原则,运用刑法二次性评价规范,限制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可罚范围,实现刑法惩罚犯罪与法益保护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