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已历经四十余年历程。文化领域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后,党中央对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提出更高要求,从制度层面对国有文艺院团改革进行研究,既有解决实践困惑的诉求,又有丰富发展文化体制改革研究理论体系的必要。本文以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为理论工具,将政策工具作为制度变迁的传递者,引入规范和文化认知要素作为制度变迁的重要因变量,聚焦院团组织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制约院团改革的深层次机制进行分析。通过改革开放以来院团改革过程的回溯,结合院团改革过程中制度三大基础性要素变迁程度的分析,本文认为院团改革更趋向于渐进性的、演化性的制度变迁,由此提出院团改革的体制惰性问题。体制惰性可以归因为广义视角下的路径依赖过程,强调旧有制度要素对新制度安排的制约作用,总体而言延续了旧有的次优制度路径,具体表现为院团微观层面组织结构模式变迁的迟滞性和具实际运行中的低效率性。通过对H省演艺集团的个案分析和1978年来全国剧团投入和生产数据的统计分析,证明了国有文艺院团改革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体制惰性的问题。生成院团改革体制惰性的深层次机制存在于组织与制度环境的互动关系中。政府作为院团改革的主导者,构建了院团所处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通过权力机制强行向组织输出了改革目标、重构了其功能定位。在院团改革过程中,改革的目标和功能定位是复合且充满竞争性的,如果改革的目标与功能定位相一致,那么改革将趋向于成功。但在院团改革过程中,改革目标指向于建立技术性的组织结构,与其多重功能定位（包括制度化功能、技术化功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为维护其制度化功能,院团的制度环境挤压技术环境。基于资源依赖的需要,国有文艺院团选择策略性的回应,采取了仪式化的改革,从而形成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体制惰性现象。院团作为微观层面的组织,其结构模式和运行机制受到宏观文化管理体制的制约。研究表明,体制惰性普遍存在于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并非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特殊现象。因此,必须重构政府、市场与院团的关系,从宏观与微观相统一的角度进行制度设计,改变认知层面政府改革目标的自拟取向,强化规范层面院团组织功能定位的内在统一性,提升宏观文化管理制度对微观运行机制的支撑作用,优化微观运行机制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