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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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通过横断面调查了解晚期癌症患者的死亡焦虑、家庭功能和生命意义现状;探索晚期癌症患者死亡焦虑的相关因素;探讨晚期癌症患者家庭功能、生命意义、死亡焦虑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家庭功能、生命意义作用于死亡焦虑的路径。方法:便利抽样选取2020年11月至2021年5月在广东省三家医疗机构住院的晚期癌症患者进行问卷调查,采用中文版死亡与濒死焦虑量表（DADDS-C）、晚期癌症患者生命意义量表（Mi LS）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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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通过横断面调查了解晚期癌症患者的死亡焦虑、家庭功能和生命意义现状;探索晚期癌症患者死亡焦虑的相关因素;探讨晚期癌症患者家庭功能、生命意义、死亡焦虑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家庭功能、生命意义作用于死亡焦虑的路径。方法:便利抽样选取2020年11月至2021年5月在广东省三家医疗机构住院的晚期癌症患者进行问卷调查,采用中文版死亡与濒死焦虑量表（DADDS-C）、晚期癌症患者生命意义量表（Mi LS）和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APGAR）评估患者的死亡焦虑、生命意义和家庭功能。疼痛症状通过数字评定量表（NRS）进行测量,体能状态采用卡氏功能状态（KPS）评分进行评测,一般资料调查问卷收集患者的社会人口学和临床资料。应用IBM SPSS26.0 Statistics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采用描述性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Spearman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分析方法,并采用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1.本研究共调查晚期癌症患者362例,回收有效问卷328份,有效回收率90.61%。2.328例晚期癌症患者的平均家庭功能得分为（8.34±2.13）分,生命意义得分为（107.77±12.95分）,死亡焦虑得分为（25.06±15.33）分,40例（12.2%）患者存在中度以上的死亡焦虑。3.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死亡焦虑总得分在有无未婚子女（有＞无）、自我感知的经济负担（非常重最高）、机构类型（三级综合医院肿瘤科最高）和不同家庭功能分组（中度家庭功能障碍最高）的比较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4.晚期癌症患者的死亡焦虑与年龄、KPS评分、Mi LS评分之间均呈负相关（r=-0.112～-0.251）,与NRS评分呈正相关。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自我感知的经济负担（非常重）（β=6.255）、机构类型（三级医院肿瘤科）（β=9.393）、医疗费用支持（自费、省外异地医保）（β=9.528,β=7.209）、癌症类型（胃）（β=5.718）与晚期癌症患者的死亡焦虑总分高有关,而年龄（β=-0.22）、KPS评分（β=-0.194）、MiLS（死亡接纳维度、生命控制维度）（β=-2.063,β=-0.403）的增加与死亡焦虑总分降低有关。5.晚期癌症患者的家庭功能对生命意义产生正向效应（β=0.395）,生命意义对死亡焦虑产生负向效应（β=-0.265）,家庭功能对死亡焦虑产生负向效应（β=-0.159）;中介效应检验中,a*b和c’的Bootstrap95%置信区间分别为（-1.212,-0.373）和（-1.209,0.426）,因此,间接效应显著,而直接效应不显著。结论:1.本研究中晚期癌症患者的家庭功能良好,生命意义水平较高,死亡焦虑水平较低,但40例（12.2%）患者报告存在至少中度以上的死亡焦虑。2.自我感知的经济负担（非常重）、医疗费用支持（省外异地医保、自费）、机构类型（三级综合医院肿瘤科）和癌症类型（胃）可能与晚期癌症患者存在更高的死亡焦虑水平有关,而生命意义更高（对死亡接受程度高、生命控制感强）、年龄更大、体能状态更好则与患者更低的死亡焦虑水平有关。3.晚期癌症患者良好的家庭功能可提升个体的生命意义,更高的生命意义、良好的家庭功能均有助于缓解晚期癌症患者的死亡焦虑。生命意义在晚期癌症患者家庭功能和死亡焦虑之间存在中介效应,且属于完全中介,但由于本研究中家庭功能对死亡焦虑的总体效应小,且样本量也小等原因,未来还需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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