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对消费者的保护,我国引入了惩罚性赔偿条款,随之而来的却是知假买假行为的兴起。二十年间,立法和司法实践多次试图对知假买假进行定性和规制,但至今仍未形成统一观点。2016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将“以营利为目的”排除在消费者范围外,以此试图排除对知假买假行为的保护。2017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复意见中也提出,将考虑把牟利性打假限制在食品、药品领域。但上述两个文件至今并未生效或有配套的法规出台,司法实践中对知假买假的观点依旧不一。2019年4月,法制日报又刊登了两篇支持知假买假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文章。从中可见,知假买假中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存在许多问题亟待研究和明确。本文以惩罚性赔偿的引入和知假买假的发展入手,通过对过去一年的司法案例的分析,总结出支持和反对惩罚性赔偿的常见理由,从惩罚性赔偿的功能分析入手分析知假买假的价值,最后对知假买假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争议提出解决建议。本文第一章介绍了知假买假行为的产生背景及司法实践的转变。出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尚未构建、行政监管与执法能力有限以及消费者的弱势地位等原因,1993年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突破了民法中权利义务平等原则,参照英美法系引入了惩罚性赔偿规定并不断发展完善。1995年出现了王海打假事件,随后开始了二十余年对知假买假的探讨。由于知假买假并不是一个法律用语,因此应界定其内涵为“以索赔为目的”,并未造成人身和其他财产损失的购买行为。司法实践中知假买假的态度出现过几次转变,究其原因在于法律规定的模糊和冲突、倾斜保护消费者原则与民事诚信原则的碰撞、对惩罚性赔偿功能的不同理解三方面。本文第二章探讨司法实践中知假买假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情况及主要争议。对过去一年内343起知假买假案例的裁判文书进行分析,发现知假买假案件有一审为主、案件标的低、集中于食品标签和过期食品和各地诉讼数量不均的特点。通过对裁判理由的进一步整理,总结出三种常见的支持理由:以不足以证明知假买假为由支持、以《食品药品纠纷审理规定》第三条为由支持和以认可知假买假者的消费者身份为由支持三种;以及三种常见的反对理由:以知假打假的牟利性违反诚信原则为由反对、以违法食品安全标准但不影响食品安全为由反对以及以不满足欺诈构成要件为由反对三种。通过对支持理由和反对理由进行分析和研究,总结出知假买假案件中主要争议集中在知假买假与消费者身份的认定、惩罚性赔偿与损失的关系、食品安全标准与食品安全的关系和经营者欺诈行为的认定四个方面。本文第三章是对知假买假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理论证成。首先对现有理论中知假买假认定标准以及消费者身份判定的局限进行分析,得出从我国惩罚性赔偿的功能和目标的角度出发阐述知假买假的必要性和意义。由于我国惩罚性赔偿与英美法系惩罚性赔偿规定具有很大不同,因此首先要厘清我国惩罚性赔偿具有的功能。传统认为英美法系惩罚性赔偿具有赔偿、制裁、预防和激励四个功能,通过对我国惩罚性赔偿规定的分析发现,赔偿和激励才是我国惩罚性赔偿的主要功能,可以将我国惩罚性赔偿理解为经济法中的奖励制度。从这个角度进行分析知假买假,可以发现支持知假买假有利于充分发挥惩罚性赔偿的激励功能、实现对消费者权益的倾斜保护以及符合维护市场秩序的立法宗旨。本文第四章是对知假买假适用惩罚性赔偿提出完善建议。消费者身份是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所以首要应肯定知假买假者具有消费者身份。其次要解决惩罚性赔偿适用过程中的争议,对惩罚性赔偿规定中的“损失”进行界定,得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损失”是合同上的损失,而《食品安全法》中的“损失”是侵权上的损失的结论。通过从惩罚性赔偿激励目的的角度分析,得出惩罚性赔偿不以损失为适用前提的结论。区分食品安全与食品安全标准的界限也是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立法将不影响食品安全的标签、说明书排除在适用范围外却并未进一步规定,使得实践中对不影响食品安全的标签和说明书内容众说纷纭。因此,应对不影响食品安全的标签和说明书内容进行明确并完善配套的行政举报奖励制度。经营者欺诈是一直存在争议的问题,应明确经营者欺诈的构成要件为经营者主观上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客观上实施了告知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的行为。对于欺诈行为的证明,经营者主观状态的认定应采用过错推定原则,客观行为的认定应以普通消费者的认知水平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