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道教发展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道教发生了重要变化,在重玄学向心性论过渡并进而转向内丹学的过程中,一批道教学者为唐宋道教的转型准备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条件,吴筠是重要代表之一。目前学术界对吴筠道教思想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从微观层面对其思想理论本身进行研究,较少综合唐代社会、政治以及儒佛道三教学术环境来讨论吴筠道教思想成因。本论文以吴筠道教思想为研究对象,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考察吴筠道教思想的形成与唐代社会发展以及儒佛道三教思想融合等的内在联系,有助于对吴筠道教思想方面的相关研究进行补充和完善。本论文除了绪论外,主要从以下方面系统而全面地对吴筠道教思想进行了研究:第一章分析吴筠道教思想形成的背景,并对其生平与著述等进行梳理和考析。在唐代崇道思潮盛行、儒佛道三教交流融合、道教倾向于现实关怀、道教理论与实践需要变革等背景下,吴筠从推崇道家、融摄儒佛、关怀现实等多个角度来建构自己的思想。吴筠丰富的人生经历、著述包括其上清派系弟子的重要身份等都对其道教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吴筠前期的上层化社会活动反映了其力图实现道教社会治理理想的愿望,后期与文人名士、慕道者、归隐者等的交游反映了其治理理想破灭后着力于传播道教文化、道家隐逸思想的心态。第二章探讨吴筠道教思想的宇宙论。道生德成、真一运神、元气自化、有无一体、以有契无等是吴筠所阐释的核心概念,是对传统哲学中道德、元气、真一、神明、动静、有无等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在道教面临信仰危机、理论危机的境遇下,吴筠以此为基础转变了自身在修道目标、修道实践等方面的认识,建构了以“人之禀形,模范天地”为原则的生命哲学。第三章探讨吴筠道教思想的心性论。在唐代佛教心性论的推动和影响下,道教转向了对“心性”的重视,并借鉴佛教思想以建构自己的理论。面对佛教长期以来对道教的攻击,吴筠更倾向于立足本土文化来建构自己的心性论,特别是对传统儒道性情论的借鉴和发挥,从中可以窥见吴筠力图抗衡佛教的思想动机。吴筠通过强调“神”的地位、“心”的作用,在“性动为情”、“为情神扰”、“灭情返性”、“心静神凝”、“神与道合”等核心概念之间建立了逻辑关系,实现了“心”、“性”、“神”、“道”等概念的联系、沟通,事实上也是在佛性论推动下,从立足本土的角度出发建构了能够与佛性论取得会通的心性论。第四章探讨吴筠道教思想的修道论。唐代道教面临信仰危机、理论危机,对传统道教神仙信仰的内涵、修道目标以及修道的方法与实践等产生了困惑,吴筠针对这些情况,就神仙可学、形神可固、形神俱超、合而为仙等核心概念,对传统气法、丹法进行了由外向内转向的尝试,体现了其转而寻求以形、神合于道为成仙信仰及修道目标的理想。第五章探讨吴筠道教思想的社会治理论。唐代统治者推崇道家之治,上清派众多高道保持了与社会政治的密切关系,在此背景下,吴筠提出“道德为礼之本,礼智为道之末”,在肯定儒家礼智合法性的同时,提出礼智应以道德为本,既凸显了“道治为本”的重要性,又从理论上实现了儒道两家的融合。吴筠积极吸收儒家伦理作为修仙学道的基本条件,并期望建构一种儒道相统一的人伦秩序和理想人格。吴筠的做法既顺应了唐代社会政治发展的需求,又达到了以维护儒道关系来排斥佛教的目的。第六章论述吴筠道教思想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在道教理论与实践上,吴筠从心性修养的角度融合老庄之学与神仙之道,并将心性修炼融入修道实践,在回应来自外界质疑神仙信仰等问题的同时,推动了道教仙学的内在化转向。吴筠批儒又融儒、辟佛又吸佛的态度、做法与其对社会现实、思想建构需要的思考等密切相关,其道教思想不仅对道教理论的发展、儒佛道三教思想的融合产生影响,也对唐代社会文化产生影响。结语部分总结吴筠道教思想的理论贡献、现实意义及存在的局限。吴筠在唐代社会政治背景及儒佛道三教思想融合发展的学术背景之下,顺应了唐代社会政治发展的需求,建构了独立于佛教话语系统之外而又能与佛性论取得会通的理论,对于当下道教的传承发展,道教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提升文化自信等方面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示意义。同时发现,吴筠将人伦社会之治理与其阴阳禀气说、神明主宰说等糅合在一起这一思想局限,在当下道教文化传承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