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察（1497—1574），自嘉靖元年中举后逐步登上政治舞台，仕宦历经二十四年，交游广泛，影响甚大。王慎中赞其诗“洒然自立于尘埃情累之表，意象之超越，音韵之凄清，不受垢氛而独契溟滓”，王世贞评曰“如磐石疏林，清溪短棹，虽在秋冬之际不废枫橘”，王士禛评为“独标雅则，不与世俗浮沉也”。对华察交游、诗文展开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尤其是整理多次刻印的《岩居稿》，本文当属首次。全文由七部分组成：第一章华察生平考述，其生平可以嘉靖二十四年（1545）辞官归隐为界分为读书为官和归隐里居两个时期。1497年—1545年，这48年间华察从邑诸生到庶吉士，从翰林修撰到主掌南院，三次主持乡、会试，三次乞休，大起大落，“济川”之情较为强烈；1545年—1574年，这30年华察主要过着淡泊的隐居生活，侍奉双亲，教子读书，闲游吟诗，纂修宗谱，参加碧山吟社，所著《岩居稿》使他扬名天下。第二章华察交游考，考述其文学交往，主要包括与家族成员、地方、全国乃至域外文人的交往活动。华察与族中文士华麟祥、华云、华夏等时常谈书论文，亦亲亦友。华察、华云、华启直等在朝为官，不附权贵，秉正不阿，颇有清节；又笃行孝友，广施仁义。此当缘自其祖辈奠定的重孝好义、返朴求真、爱好艺文等优良传统。“锡山四友”中华察与施渐影响较大，二人均参加碧山吟社。本文结合华察、华云、顾可久、秦瀚、王问等人仕宦经历，指出禅与碧山吟社的密切关联。他们鄙弃虚名浮利，坚守独立人格，集中体现了无锡乃至江南地域“不争”和“秉义”的人文风习。在与“唐宋派”王慎中、唐顺之以及“后七子”王世贞等人的交往中，侧重审视华察对嘉靖文坛的影响。第三章总结华察诗歌思想内容。华察诗歌思想较为复杂，儒、道、释兼有，且融会贯通。即使在为官时期也屡生退意，三次乞休；隐居期间，筑城缮学、减租助役，积极造福乡里。第一节“求真任性的自适”，侧重于道家的“遗世独立”与“自然任性”，但亦有儒家的“求真务实”；第二节“以空为有的自在”，侧重于释家的“空静澄明”与“静观苦修”，但亦有道家的“闲游自在”、儒家的济民之行；第三节“以退为进的自得”，侧重于儒家的“明哲保身”与“心忧苍生”，但亦有道家的“顺时而为”与释家的“清静无为”。探讨华察诗歌的艺术特色及其成因。华察早年诗风秾丽，中年以后偏于冲淡清逸。本文结合华察诗中“鸣琴”、“白云”、“水竹”等常用意象赏析其所创设的幽静空明、淡雅冲寂的意境乃至当时深广的社会背景，意象的典型性与象征性是其一大特色；华察诗受禅学、心学影响，诗风因而冲淡清逸；最后考察前代文人“逸”风的源流演变，联系同邑倪瓒“淡逸”画风对华察的诗歌影响，将华察“清逸”诗风置于明代文人从“雄逸”到“野逸”乃至“狂逸”的发展演变之中，以彰显其开汤显祖、徐渭、袁氏兄弟独树性灵之先。第五章主要依据《皇华集》探析华察“诗赋外交”。首先结合华察“诗仙”形象考察朝鲜尚仙文化，分析神话传说、风流道精神与竹林高会思潮对它的影响。朝鲜人所崇尚的神仙并不总是存在于信仰或想象世界，往往包含着道德理想与人生追求；其次总结华察使朝之行宣德扬恩、观风问俗以及访古探奇的文化使命。他与朝鲜大臣诗赋唱和，写下《皇华集》，描绘出朝鲜尚农乐水、尚仙乐歌、尚儒重孝的“文教之邦”形象。附录一为华察年谱。“谱前”详叙谱主家世，附有自制世系简表；谱中主要记述华察生平事迹，并对华察部分诗篇进行系年，以探究华察文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同时兼顾“锡山四友”中施渐、姚咨、王懋明等人生平事迹。附录二点校《岩居稿》。主要依据上海图书馆所藏清王士禛批点明嘉靖四十三年王其勤刻本，同时参照清光绪元年梁溪刻本与抄本、玉砲堂民国三十年抄本等三种版本加以点校，并指出陈田《明诗纪事》所选华察诗歌的错误以及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