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汤显祖创作的《牡丹亭》问世,其中第八折《劝农》主要描述杜宝作为地方官下乡劝农、百姓盛情接待的情形,是一出热闹的“群戏”。这出戏展演的内容和曲折的演出史对仪式戏剧的审美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但却长久地被学界和演出界所忽视,因此,针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劝农》一折在《牡丹亭》400多年的演出史中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明末清初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带来社会风气的日渐开放,《劝农》在以杜柳二人爱情为主线的《牡丹亭》的改本中被淘汰。清代中期,得益于《劝农》演绎的内容与皇家劝农仪典的高度契合,其成为了宫廷开团场承应戏的“宠儿”,并被传入官宦士大夫的家班演出,后随着家班没落、伶人走进民间,这出剧目又被带到普通百姓当中,成为一出消灾祈福的吉祥戏。清朝末年由于小农经济的瓦解和城市化兴起带来的剧场形态的转变,戏曲的社会功能逐渐被削弱,花雅之争之后昆曲式微,以《牡丹亭》为代表的一批经典昆曲剧目的演出锐减,《劝农》也在历史的潮流中被渐渐淹没。《劝农》在清朝中后期迎来的演出高峰是由朝廷“自上而下”的推动所带来的,这种现象在戏曲演出史上对其他剧目而言并不多见,其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戏曲内容和劝农仪式本身高度重叠,以歌舞演仪式带来了别具一格的演出效果,演绎场景与现实场景的偏离为观众提供了陌生化的审美体验。第二,舞台上的《劝农》表演延续且更好地完成了农村岁时劝农仪式的社会功能。统治者通过演绎戏曲《劝农》,寓教于乐地完成了礼制的目的,促进人与人关系的和谐;汤显祖创作《劝农》试图达到个体内心世界与外在环境的和谐;观众爱看这出戏,则符合“以和为美”的审美观,《劝农》包含的不违四时、不负春光的价值观正是天人合一的和美艺境的展现,这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体现。戏曲和仪式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共生关系,戏曲在古代具有族群凝聚和心灵安顿的作用,但戏曲的意蕴传递是“向下”的,它不像仪式那样顶着宗教的光环引导人们产生敬畏之心,而是利用一套程式化的语言构建出一方心灵的栖息地。戏曲《劝农》以劝农仪式作为剧情内容进行演绎的方式,不同于农村岁时劝农典礼上基于仪式产生的祭祀仪式剧,而是融合了不同行当唱念做打的艺术表演,因此,陈士争版的昆曲《劝农》是向戏曲本源回归的一次探索。戏曲从仪式中走出,其天生的充满象征意味的程式因子对戏曲和美感的构筑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在当前以“剧”、“诗”、“乐”等学说为主导的戏曲本体讨论中,程式因的讨论有限,因此,强调对戏曲“怎是”的研究就显得迫切且必要。“戏曲”作为一项古老的文化载体并非一个单质的概念,而是具有多元的内在结构和丰富的外在形态的历时性存在的文化范畴,只有找到这项艺术的“根”,才能更好的保护、欣赏和改革传统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