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变得突出和紧迫。为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民法典》在人格权编设立专章对个人信息的定义、内涵、处理的原则、条件、信息处理者的义务等重要规则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但却缺少专门的个人信息侵权救济规则规定。2021年开始施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确立对个人信息处理者适用更为严格的过错推定责任,即个人信息权益因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受到侵害造成损害,就推定个人信息处理者有过错,个人信息处理者若不能“自证清白”,就需要承担损害赔偿等侵权责任。但《个人信息保护法》却对个人信息侵权精神损害赔偿不置可否。以威科先行检索到2019—2022年侵犯个人信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272例已决样本为分析对象,发现司法实践中对个人信息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认定优先适用《民法典》的保护路径,即要求达到“严重精神损害”程度,这一严苛要求导致个人信息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获赔率低、赔偿金额缺乏标准等问题,反映出个人信息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条款缺位,“严重精神损害”后果的认定标准严格以及确定赔偿金额的自由裁量权失范等困境。个人信息处理者侵害个人信息（包含私密信息）造成被侵权人精神损害的,应优先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保护路径,补充精神损害赔偿规定,适度降低“严重精神损害”赔偿门槛,并通过司法解释设置法定赔偿数额区间和引入新的考量因素,以此限缩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论文除绪论和结语以外,共分为四个部分。绪论从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的背景切入,引申出本文研究和完善个人信息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重要意义。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审视现有研究的进展及争议点,挖掘个人信息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不足之处,为本文的深入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结语是对本文观点的总结以及对个人信息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后续研究的一些思考。正文四部分分别如下:第一部分:个人信息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理论阐释。该部分对个人信息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内涵及特征进行说明,梳理个人信息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脉络,阐明个人信息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正当性理论基础,为后续分析奠定基础。第二部分:个人信息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司法检视。该部分首先对272份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个人信息侵权案件进行实证分析,把握个人信息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现状。首先对272例样本进行基本描述,其次对样本中获得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对272例样本进行总结,以期通过对现状的把握更好地发现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适用中的问题。第三部分:个人信息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制度困境及原因剖析。该部分引出个人信息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制度困境,提出请求权基础争议、精神损害认定标准严格、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自由裁量权失范是个人信息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法律适用上的瓶颈,并对原因进行剖析。第四部分:个人信息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建构。在提出明确个人信息侵权精神损害赔偿专门条款和完善司法解释的基础上,作出个人信息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制度设计。首先应区分不同侵权主体适用不同的规则,个人信息处理者侵犯个人信息（包括私密信息）造成被侵权人精神损害的,适用的保护路径为《个人信息保护法》,采取过错推定原则,可以以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获利为依据来计算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获利不能确定的,由法官结合具体案情酌定。非个人信息处理者侵犯个人信息权益造成被侵权人精神损害的,适用的保护路径为《民法典》,采取过错责任原则,由法官酌情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在明晰了请求权基础之后,结合实证分析以及国内外立法经验,就个人信息侵权精神损害认定标准和限缩法官自由裁量权提出可操作性的参考建议,以期对我国个人信息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建构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