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赵树理和沦陷区上海张爱玲的小说创作所共同出现的“回归传统”与“雅俗共融”的文学现象为中心,以“现代性”为理论思考的总纲目,梳理了从“晚清—民初—‘五四’—四十年代赵、张两位作家”这一条历史脉络中,不同时期的文坛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小说“现代性”方案的设想、实践、具体的成败得失及其相互之间交织纠结的复杂影响。 在具体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因为对“现代性”观念的片面理解,始于晚清的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尽管从一开始就力图挣脱古代文学传统的影响,但事实上却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到了20世纪40年代,在上述种种复杂的历史语境下,赵树理和张爱玲两位作家针对乡村农民和都市市民这两种不同的读者受众群,选择了两种不同的古代文学传统进行“现代性”利用和转化,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创作的具体实绩向我们表明:一般认为正式确立于“五四”的中国小说“现代性”并非是铁板一块、因而与古代文学传统完全决裂的;相反,它的现代性萌芽起始于晚清,并且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都汲取了古代文学的大量养料。赵树理、张爱玲对二三十年代以来“五四”现代小说形式的偏离和重新“选择”传统,实际并非背离、而是扩大了中国小说的“现代性”方案,同时也有力地说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本就有大量可以实现“现代性”转化、被整合和吸纳进现代文学中的因素,古今文学之间是存在着演变和对接关系的。 此外,在本文中还穿插着“高雅小说/通俗小说”对矛盾在不同时期的消长关系,这也是在“现代性”理论框架之下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