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司法解散是解决公司纠纷最终极的方式,由于纠纷类型和现象的多元性、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在法律实践的过程中,司法者经常艰难徘徊于维持公司存续和保护股东利益的选择边缘,有限干预、穷尽内部救济、利益平衡等抽象原则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案例似乎未能有效消除对《公司法》第182条规定中不确定概念在理解和适用上的分歧。致力于对公司僵局、股东人合性障碍和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讨论,却容易忽视问题的另一面,即司法解散制度对股东利益的保护是否存在符合其制度定位、契合制度目的、又能被司法现实所容纳的股东利益保护边界?这是一个来自司法实践中的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对有关实践和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尝试得出可能的结论并探索司法解散制度的配套完善。本文从6个方面对该问题开展讨论:第一部分通过分析一件公司解散纠纷案件在一审和二审认定上的差异提出研究的问题和对象,并通过文献综述明确研究的方向和重点。第二部分对150个基于相同事实而裁判结果相反的案件进行实证分析,总结公司解散纠纷中的公司经营状况、资本规模、股东构成、纠纷形态等特征,归纳比较两审法院在事实评价和裁量认定上的主要不同和典型表现。发现法院在部分案件中已经通过运用严重的股东人合性障碍（股东人合基础崩塌）和期待利益落空将类似股东压制以及其他股东之间丧失信任的情形纳入《公司法》第182条的公司僵局概念范畴中进行评价。第三部分规范分析《公司法》第182条,考察“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三个要件的基本内涵和相互关系,并且检视裁判差异案件的法律适用情况,归纳“以公司治理结构为中心视角”和“以股东人合性为中心视角”的司法运行轨迹,重点揭示因司法审查关注和保护程度不同而形成的认识意义上两种股东利益,即包含于公司利益的抽象股东利益和与公司利益相分离的现实股东利益。第四部分主要分析司法解散介入股东利益保护应当受到的约束,围绕公司经营状况和制度效益发挥两个方面,分别从两个维度做出分析。从约束分析可知,公司经营状况其虽不系于决定判决公司解散的充分、唯一条件,但其对公司解散的约束作用应当纳入考量;关于制度效益发挥,司法解散制度在运行中,既不可随意直接越过公司去评价股东利益,尊重多数决的经营决策规则,努力实现公司经营和司法审查成本效益的同向最大优化,也不能忽视解救被严重压制股东的制度功能,通过公司司法解散程序充分发挥威吓和规制严重的股东滥权行为,及时有效保护受到严重压制股东的利益,给予少数股东通过讨价还价退出公司的通道,引导良性股东关系的恢复和构建。在该部分小结,比较了“以公司治理结构为中心视角”和“以股东人合性为中心视角”的司法进路对约束条件各自的适应性和短板问题。第五部分探讨股东利益保护的角度和边界。在前部分内容基础上,追本溯源,比较美国法中的合理期待和信义义务标准,揭示域外实践在我国司法运行中难以完全照搬适用,指出法院审查过程中将股东人合性障碍等同于期待利益落空的误用情况;经过对“以公司治理结构为中心视角”的司法进路予以修正确定司法解散介入保护股东利益的适当角度,并经探讨得出股东利益保护的可能边界。第六部分结合上部分结论,从修正司法解释条款、适度扩展适用范围和建立“股权回购”替代性司法救济措施等三个方面提出配套完善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