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我国的立法工作提出新要求: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提高立法质量、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但在此种立法的实效性优位的背景下,通过梳理新中国以来的宣示性立法沿革和立法现状,可以发现立法的宣示性依然存有一席之地。那么立法的宣示性缘何如此顽强屹立。本文的理论基础将从法本质理论出发探寻法之宣示性所宣示的法的重要本质就是意志,结合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论探讨当社会先导,提出问题给国家回应之时,立法应具有实操性,反过来当国家引领社会之时,就更需要立法的宣示性将国家意志向社会传递。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论所包含的一个重点则是立法与改革的关系问题,在我国语境之下,立法引领改革发展,并将改革成果通过立法确立下来,并向社会传递这一过程中所携带的国家意志。接下来介绍塞尔的意义理论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意图在后文将立法的宣示性这一论题由内在含义转向对外在意义的讨论。广义上来讲,立法的宣示性论题的理论基础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几种理论,以待后续展开。本文作为初次提出该理论的文章,希望可以运用上述理论将立法的宣示性论题的内涵、意义解释清楚,初步搭起这一理论框架。立法的宣示性作为理论问题,由现实中展现立法宣示性的宣示性立法展开,引出对于立法的宣示性这一理论问题的探讨,最后再回到现实的制度界限的建议是本文的基本思路。立法宣示性作为一个被新提出的关注点,则需要对其内在范畴进行界定,并通过法条分析其形式表现,结合理论剖析其所内涵的政治意志、道德意识和伦理意志三个场域。且目前存在与立法的宣示性这一问题相关的一些概念,如立法的可操作性、立法的象征性、宣示性立法与政策等,需对其进行辨析。此外,立法比之政策对于意志传递的优势亦是立法的宣示性背后的理论意涵。立法宣示性的外在意义主要表现为,宣示性是如何通过立法过程发挥意志传达的作用的,其中包含两个重要过程,一为意志传播过程,二为意志的内化过程,即理解和认同。本文结合塞尔的意义理论探讨言外之意的理解过程、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探讨国家与社会层面对于立法者意志的传递过程,在理解与共识的基础上,以求达到文化共同体的实现。最后,在立法宜粗不宜细这种理念被反复地反思的背景下,立法的可操作性确实是构建法治国家的一个环节和标准。通过主体的限制控制中央层面的立法和地方层面的立法宣示性强度,在立法的内容上通过控制宣示性的比重,传达意志的同时不影响立法的实际可操作性,将宣示性与可操作性进行协调以提升立法质量是本文最后想要提出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