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政治学认为科学的经典世界观和民族国家主权都已经成为了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桎梏,为此,它提出必须突破和放弃传统的自然与社会的二分法。通过考察气候政治从《京都议定书》时代到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国际磋商进程,本文揭示了气候政治中民族国家角力带来的问题以及科学的政治化倾向,进而在乌尔里希·贝克的关于世界主义转向的气候政治学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种通过阿伦特-哈贝马斯的商谈政治理论来实现从民族国家主权理论向世界主义转向的可能进路；并在科学民主化和全球政治民主化合流以及科学与政治互动的科学政治学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种世界公民的视野下的气候行动方案。本文认为,当前气候政治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其主要特征是：人被当做一种作出合理决策的经营者；国家公民被还原为一个市场交易的成员,国家被重新定义为向当事人提供服务的企业。这种意识形态的实质是一种利益政治,其中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均是一种殖民统治关系。所以,本文将当前“国家间政治”诊断为“殖民政治”。阿伦特基于交往的权力概念复兴了亚里士多德的公民共和主义,哈贝马斯在阿伦特的交往权力的理论基础上,发展了他的“商谈政治”的话语民主理论,并且开拓了后民族民主,超越了民族国家认同,为我们迈向“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内政”作了充分的论证,从而实现了由“殖民政治”向“商谈政治”的转型。正是基于这一视域,本文的全球气候行动方案才成为了可能。世界公民视野下的气候行动方案归纳如下：针对“气候变化”这一主题,行动方案将不局限于当前国际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而是组织形式多样的“舆论会议”(或称“公民共识会议”)——它不仅包括各国首脑、政治家、科学家,更重要是,它必须激发起公民的行动,尤其是超越民族国家公民身份认同,以“世界公民”的行动去推动“人类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