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国城市化进程迅速,但城市化仍然落后于工业化,在农村还有数额巨大的剩余劳动力,并且每年还产生大量新增劳动力,要把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完毕,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式很多,包括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就地消化、进入乡镇企业就近转移、发展小城镇、进入大中城市就业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转移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普遍规律,从我国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方式主要是进入大中城市就业,包括经商、做零工、进入企业务工,以进入企业务工居多。因此本文所研究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主要是指“进城并到企业务工”。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途径包括老乡或亲戚朋友介绍、政府统一组织、看到招工广告而来、职业介绍所介绍、劳务派遣机构组织、先进城后直接上门询问等。调查数据表明,多数人选择通过“老乡或亲戚朋友介绍”这一途径进城就业,而选择通过政府统一组织或通过劳务派遣机构组织等组织化方式进城就业的比例较低。本文综合运用二元经济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成本—收益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外部性理论以及公共政策理论,以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理论为指导,采用社会调查方法、统计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方法,坚持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对影响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途径选择的各因素进行全面分析,并对各进城就业途径进行比较分析,找出对于农民工就业收益相对较高的进城就业途径,与实践中最多人选择的进城就业途径进行比对,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结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途径多样,但多数人选择“老乡或亲戚朋友介绍”这一途径;第二,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外出务工经历等可测量的个人特征中,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只有文化程度对进城就业途径选择有显著影响,而且文化程度越低的农村劳动力越倾向选择通过老乡或亲戚朋友介绍进城就业;第三,由于厂商对农村劳动力个人信息的不了解,同时出于尽可能降低招聘费用、节约培训成本等考虑,不愿花费高额成本去招聘属于低端劳动力且具有高流动性特点的农村劳动力,实际促进和强化了“老乡带老乡”这一进城就业途径;第四,农村劳动力输出地政府在就业信息传递、外出务工培训与就业指导等工作的不到位,以及劳动力输入地政府的绩效考核目标导向和财政“分灶吃饭”等原因导致缺乏关心外来务工人员就业问题的动力,都使得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更多依赖老乡或亲戚朋友;第五,劳务派遣机构组织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正处于上升阶段,尚未大规模开展,再加上宣传不够,使得农村劳动力对此了解不足,另外,一些劳务派遣机构存在侵害被派遣劳动者利益的行为,从而导致农村劳动力较少选择这一途径;第六,城市公共职业中介机构提供的岗位以面向城镇职工为主,有一定的就业门槛,而民办职业中介机构又良莠不齐,黑中介坑害农民工现象时有发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农村劳动力“先进城后找工”的想法,转而选择通过老乡或亲戚朋友介绍进城就业;第七,比较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统一组织”或“劳务派遣机构组织”等组织化的进城就业途径,能够带给农民工相对较高的就业收益,而并非多数人所选择的“通过老乡或亲戚朋友介绍”这一途径。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为了促进农村劳动力在进城就业时更多选择通过政府统一组织或通过劳务派遣机构组织等途径,降低对老乡或亲戚朋友的依赖性,从而提高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组织化程度和有序性,增加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的就业收益,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加快农村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加大对农村进城劳动力培训力度,提高进城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政府要担负起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责任;实行进城农民工与城市职工平等的就业制度;提升公共职业介绍机构的就业服务职能,整顿规范社会中间机构。本文在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上有一定的新颖性,在研究结论上有一定的创新性,从而加深了理论界对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