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综合性转型。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价值的冲突与融合、矛盾的集聚与释放、新质的孕育与创生,共同构成了当前中国教育研究的特殊“生境”。与此相应,中国教育研究面临着多重使命相互缠绕、彼此消解或互动生成的发展课题。因此,它迫切需要清理已有的学术积累,并在时代的呼唤中探寻新的发展空间。探寻发展空间可以有多种途径和路向,但最为根本的却是回到对人--作为中国教育研究之“当事人”的教育学者--的研究立场和研究方式的反思和重建中来。 在中国教育研究面临学术共同体和教育实践双重逼促的情况下,教育学者需承担“双重行动者”的角色：对于中国教育学学科建设而言,教育学者理应成为突破现状的行动者；对于日渐深入的教育实践变革,教育学者可以选择做一个参与性行动者。教育学者介入实践,是学术专业化背景中教育学者的学术突围和专业性自育的重要选择；是学术力量对学校转型性变革的主动介入；也是教育研究自身特性的内在要求；而且也符应了学术体制化、专业化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共同趋势。更重要的是,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经验上,还是从逻辑可能性上,教育学者介入实践都具有真实的意义和可能的发展空间。 介入实践,并不是解决一切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万能钥匙。事实上,当教育学者穿行于两种不同的生活场域之间时,意味着他在学术场域中不能免责、减责的情况下,又必须承担起适度的实践责任,并理性面对由“介入”这一立场和行动的变化所催化和衍生出来的诸多挑战。为此,教育学者需要谨慎定位自己的角色,谨守学术边界,明辨介入实践过程中所应承担的必要责任,避免责任的无原则泛化和增殖。 教育学者介入实践,可能为教育学的学科独立性、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诸多教育学问题的解答,提供新的思想和经验资源；可能改变教育研究与实践之间、教育学者与教育实践者之间的互动生态,并因此而改变教育学者与教育实践者的生存方式。对于中国教育学的发展而言,值得期待的是,教育学者介入实践,可能蕴含着中国教育研究发展空间的再拓展,孕育着中国教育学另一种可能的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