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为信息的生成与表达、处理与传播带来空前繁荣,对社会生活方式、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等带来了巨大变化,重塑人类的生活环境,开启数字生态。其中,经济领域作为社会的基础组成部分,受到的重视以及数字技术影响都最为突出,近年来,数字技术带来的经济增长在各国经济增长总量中占比逐年攀升,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中最活跃的领域。而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数字技术发挥经济效用的关键支撑以及数字生态的基础组成部分之一,对其进行研究能够更好地发展数字经济、构建数字生态,因此具有重要意义。关于数字基础设施的研究,早期学者一般采用网络、信息等基础设施指标作为研究对象,但这类指标已难以充分反映飞速演进的数字基础设施。目前,对于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的范围划分及规模测算,还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和测算方法。并且,在定量研究方面缺少能够充分反映中国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和分布特征省级层面研究。对此,本文在借鉴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能够代表数字基础设施规模的主要指标和测算方法,并以此测算出我国各省市的数字基础设施规模,研究的问题主要是:我国各省市数字基础设施规模是什么水平?呈现出怎样的分布规律和差异性?数字基础设施规模在经济领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通过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整合,从云服务、网络、数字终端三方面选取了能够代表数字基础设施的主要指标,并借鉴同类文献中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采用客观的熵值法对各主要指标的权重进行计算。在算得的权重基础上,本文以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为样本,分地区测算中国在2016和2017年的数字基础设施规模指数,从而对中国目前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进行整体和分地区的分析,并对数字基础设施规模在地区间存在的差异性进行解释说明和影响因素分析。接着,利用测算得到的2016和2017年数字基础设施规模指数,实证检验了数字基础设施规模对数字服务业、数字制造业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并探究了数字服务业在经济增长影响效应中的中介作用,得到了以下主要结论:首先,中国数字基础设施规模总体水平虽在2016和2017年间有明显提高,但仍然偏低,且各地区的发展水平不平衡,总体呈现出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的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以及“橄榄型”结构特征。其次,居民可支配收入、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额是数字基础设施规模差异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将中国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地区进行分析后得出:三大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与数字基础设施规模的分布格局相吻合,两者有着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数字相关产业的发展水平上呈现出明显的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的格局,对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差异产生了一定影响;东部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产业投资总额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整体呈东、中、西部递减趋势,但投资总额的增长率大小则表明三大地区间的数字基础设施规模差异有缩小的趋势。最后,数字基础设施规模对数字服务业、数字制造业和经济增长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实证检验结果验证了数字基础设施在数字服务业、数字制造业和经济增长水平方面的正向作用效果。此外,数字服务业在数字基础设施作用于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显著的中介效应,根据逐步回归法的检验结果,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水平的部分作用效果是通过促进数字服务业的发展实现的,即,数字基础设施能够通过促进数字服务业的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水平提高。并且这一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