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社会文化史角度,以清初山东名士赵执信的《礼俗权衡》为中心,并结合山东其他有关礼俗文献,着重考察明清山东士大夫的礼俗观及其困惑,探讨和揭示明清礼俗之间的紧张关系及其内在根源。明清两代是“礼下庶人”的发达时期,统治者和士大夫将家礼大力推广于地方社会,设想以正统礼仪来规范民间的家礼活动,试图以礼化俗,使民间社会缘俗而行礼,形成礼俗和谐的社会风气。然而自明中期以后起,受嘉靖“大礼议”等礼制变革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双重影响,社会风气发生重要转变,民间的家礼活动实际已经超出了士大夫对正统礼仪的固有想像,民间家礼习俗与正统礼仪规范之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偏差和紧张关系,其结果引发了明清士大夫的普遍困惑。这种状况即使在“孔孟之乡”的明清山东地区亦不例外,而且还十分突出,这在清初山东名士赵执信《礼俗权衡》中得到了集中反映和表达。正统礼仪在推广和实践过程中,往往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而导致礼与俗之间的相违不恰。王朝礼仪往往是繁文缛节,士大夫本身也有囿于俗的风险,使得家礼的施行和传播一定程度上受到阻碍;民间的家礼活动则受到人情关系、社会压力、财力等实际情况的限制,从而对礼俗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