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资源短缺等问题的日益凸显,加速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观点和一致行动。可再生能源是能源供应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包括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能、海洋能和生物质能等,开发潜力大,清洁高效,可重复使用,是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能源。当前,世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逐步扩大,使用成本逐渐缩减,许多国家将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实现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在能源资源禀赋、相关技术、劳动成本和政策法规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表现出强大的后发优势,总体上保持高速增长,部分可再生能源产品已占领较大的国际市场份额。然而,金融危机、贸易摩擦等对中国可再生能源产品出口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全球范围内经济低迷,国际市场需求大幅减少,2009年中国可再生能源产品出口额首次出现大幅下跌。2011年美国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以反倾销和反补贴为主的“双反”调查,随后欧盟、加拿大、印度等国相继跟进,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持续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出口受贸易壁垒的影响明显,2011年之后出口额剧烈波动且持续负增长。以上现象充分暴露了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出口面临外部冲击的脆弱性。因此深入考察出口波动,分析出口增长的微观结构,并以此为基础探究可再生能源产品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对于寻求新的出口发展模式,提升出口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为基础,分析2000-2016年中国可再生能源产品出口增长的三元边际结构,并进一步探究其决定因素,以期为可再生能源产业出口增长波动提供理论解释和经验证据,从而为应对诸如金融危机之类的外部冲击、转变贸易模式提供政策参考。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章为绪论。首先说明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其次梳理文献将文献综述归纳为对贸易边际的研究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研究两个方面,最后指出本文的框架结构及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章首先界定本文可再生能源产品的范围,其次分析与贸易增长相关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分析中国可再生能源产品出口特点。首先从宏观层面入手,对出口规模、结构、市场范围展开分析。结果表明:可再生能源产品的出口规模扩大,出口市场范围呈分散性变化,但其出口结构比较单一。然后从微观层面入手,对出口三元边际进行分解,并利用核密度图全面展示中国对74个样本经济体出口三元边际的动态演进特征。三元边际分解结果显示:可再生能源产品出口增长的主要路径是沿数量边际,以出口价格衡量的产品品质增速较慢,扩展边际对出口增长没有贡献。核密度图的动态演进显示:扩展边际和价格边际在样本经济体的差距正在缩小,但数量边际的差距还在继续拉大。这说明中国可再生能源产品出口具有“粗放式”增长的特点。第四章为中国可再生能源产品出口影响因素研究。首先,对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其次,利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对出口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和进口国(地区)的经济规模之积、人口规模之积、贸易便利化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及共同边界对出口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反倾销、反补贴和外部冲击对出口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地理距离对出口的影响不显著。再次,从三元边际角度考察出口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三元边际的影响因素具有异质性,且大部分影响因素主要沿数量边际影响了整体出口。最后,基于样本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进行分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可再生能源产品出口的影响因素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第五章为本文的结论及政策建议。针对前文的分析结果,提出优化出口结构、推动技术创新、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积极应对贸易壁垒和加强国际合作的政策建议,促进可再生能源产品出口三元边际均衡发展。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以可再生能源行业整体作为研究对象,从三元边际角度探究其出口增长的微观结构,将其出口总额分解为三元边际,即扩展边际、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第二,本文利用扩展的引力模型,选取经济规模、人口规模、贸易便利化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反倾销和反补贴等作为影响因素,首先探究影响因素对出口的作用机制,然后进一步探究影响因素对三元边际的作用机制,最后基于样本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三元边际影响因素的异质性问题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