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艺娱乐化问题的出场语境是十分复杂的，它往往处于由传统与当下、东方与西方、精英与大众、感性与理性共同编制的多元话语网络之中，是一套由娱乐的心理结构与社会结构相互交织组成的复杂机制。因此，本文致力于以文化传统、西方当代、中国娱乐文化现实建构中的理性与感性期待等多重文化视域为“经”，以时代、功能、形态等多重研究向度为“纬”，对当代文艺娱乐化问题进行纵横交错式的多元化阐释，以期揭示当代文艺娱乐化问题的多层次性。本文首先对“娱乐”进行了基本立场的阐明，指出“娱乐”是一套由人类心理结构与社会结构相互交织而组成的复杂机制，它既涵盖了由本能之乐、感性之乐、理性之乐与观念之乐组成的人类内在心理层级，又受到多重外在社会结构的形塑与影响。可见，“娱乐”并非是一个能够一言以蔽之的概念界定，它是灵魂的两极相互融合、感性与理性互相辉映的特殊造物，一个浑融之所，而对于具体的文艺现象，更要从心理、社会等多个层面出发作综合考量，才能避免非此即彼的理论偏向。在此基础上，本文着重从审美文化、大众文化、媒介文化、消费文化以及文化传统等多元视域出发，对“娱乐”进行多角度的价值厘定。在传统审美文化视域中，“娱乐”虽然被界定为审美游戏中具有溶解性功能的特殊的审美体验，与“自由的游戏”构成精神上的同构关系，但它又始终在感性与理性二元分立的价值语域中背负着启蒙的理性枷锁，在弥合感性与理性的过程中显现出贬抑感性推崇理性的审美价值立场。当审美文化向着当代历史语境演进，当大众文化历史性地成为当代文化场域的主导者，文艺的娱乐之维才史无前例地跃居到了文艺价值功能体系的前景位置。作为西方现代性进程快速推进的产物，当代文艺娱乐化问题首先是从当代西方大众社会中孕生出来的，而西方知识阶层对此是抵制与赞同之声并存。“抵制派”理论家大多是在古典主义传统审美观念框架内对大众艺术展开批驳；而“赞同派”理论家则从感性愉悦所蕴含的革命性潜能以及媒介技术的历史进步性角度出发，对“娱乐”表达了黑格尔历史唯物主义式的肯定性评价。双方的理论论争，既是娱乐在西方现实生活境况中的理论描摹，也是对当代中国文艺娱乐化问题中存在的纠葛与悖谬的理论映射。本文进而立足于“中国特色”的历史语境，对东方“乐感”与西方“罪感”传统中的“娱乐”观念进行了辨析，对西方“罪感”传统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娱乐道德观”相互博弈的文化状况进行了考察，从而进一步阐明了中西方文化心理传统的特质所在，也使“乐感”传统在当代中国的本体性复呈与嬗变过程获得了多元化的理论阐释，从而在变动不居与流动不息的话语之流中描摹出一派雅俗交融和多层次并存的中国特色的文艺娱乐化转向的文化动势。在对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娱乐”进行多角度价值厘定的基础上，本文分别从“时代”“功能”“形态”三个不同的研究向度出发，对论题进行了理论“纬度”上的延展，进而梳理出“从政治本位到文化消费”“从理性教养到感性凸显”“从艺术作品到文化商品”三条“娱乐化”变迁轨迹。在对“当代文艺娱乐化问题的时代之变”进行历时性考察与语境性解读的过程中，本文指出：娱乐在当代中国事实上是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既有理性压抑，又经过了短暂的感性有待解放的自我启蒙之后，才得以释放的，这事实上也是潜藏在中国大众心中的长期被压抑的快乐需求现实性迸发的结果。然而，当代文艺的娱乐化转向又并非单纯的政治去束与文化消费，伴随着各种权力话语、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对于文艺娱乐维度的资源性开采与争夺，在这样一个欣欣向荣的娱乐盛世，感性娱乐的时代性勃发仍然是在既有历史语境的规定下有条件地展开的，是一个相对的变量。在对“当代文艺娱乐化问题的功能之变”进行机能性剖析的过程中，本文在梳理出一条由理性教养到感性凸显的功能变迁轨迹同时，进一步指出：“由理性到感性”这一粗略的命名方式事实上又遮蔽了当代中国这一历史语境的矛盾性与丰富性。乐感文化传统以及与其紧密相关的实用理性文化心理，既从“经验合理性”的现实指向出发为文艺娱乐维度的感性凸显推波助澜，又在人伦文化“钟摆”效应的趋“中”式逻辑框架之内，践行着“寓教于乐”对于理性教养的“返魅”意图。在对“当代文艺娱乐化问题的形态之变”进行特质性解读的过程中，本文又辩证地指出：以“形象超真实”为表征的非理性的迅速膨胀既印证了理性走向极致时的悖谬所在，也事实性地蕴藏着理性的返魅之势；而在“情绪单一性强化”的感性跃动背后又蕴含着情感性回溯的精神动势。通过对“当代文艺娱乐化问题”进行辨证解读和动态性考察，可以看到：当代文艺娱乐化问题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在中国特色的历史语境中，如果将文艺价值功能体系的这一嬗变归之于消费文化或媒介文化可能都失之简单，文化传统、思维定势、主流意识形态等既有因素也必须一并考虑进去。而当代中国的“娱乐新世纪”也由此成为了一个多层次并存的驳杂的文化语域，精英与大众、传统与当代、主流与非主流等多元文化力量相互融汇、相互博弈，共同营造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新感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