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维度下的中国文化有一个显著的表现就是在把握当下的同时，着眼未来；中华文化追求吉祥，追求未来不要发生危险。这两点在远古时期就为占蓍所体现，《周易》中的《易经》从“象”的方面展现了中国人“居安思危”的思想观念。而《易传》对“象”的内容予以系统的阐发，将这一思想观念以“忧患”这一哲学范畴加以定义提升，初步建构形成“忧患意识”这一思想体系。“忧患意识”不仅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并且“忧患意识”中“天人合一”的观念更加成为中国哲学体系的源头。产生“忧患意识”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单纯的“《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这样的时代背景；更根本的原因在于：首先，是中国古人的“意象思维”模式。这种模式下的中国古人研究的主体是事物的表象以及表象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这种关系的根源在于“时间的连续性”；其次，中国哲学是“内省式”的心性论哲学，向内诉求，追求内心、思维领域内的真“快乐”，“乐”字成为古圣先贤们思考、追求的目标所在。因此，对于自身未来判断的不可知，对于外界环境变化的不可知，就使得中国古人的不安全感意识提升，危机感加大，为了确保未来的可掌控性，为了抚慰当下不安的心，追求未来的“安乐”，中国古人就依据“天地之理”来推断未来。“天地之理”具体包括“天尊地卑”、“阴阳之道”、“刚柔相推”的变化之道、“昼夜相交，四时变化”的时间之道以及“生生之谓易矣”的贞德之道。天地之变乃人事之变的依据，《周易》的大智慧就在于“推天道以明人事”，所以“忧患意识”这一思想体系的根源就在于“尊天道”，中国哲学是体用性的哲学，为了防止未来不幸的产生，在天道之下，“重人谋”就可以居危思变、转危为安。同时“忧患意识”中关于阴、阳、时、中庸、修德等哲学范畴的阐发成为后世研究中国哲学的基础。因此，研究《周易》“忧患意识”对于研究中国哲学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