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解放运动是回顾中国近代历史时无可回避的重要内容；除了女性自身外，它还涉及到家庭关系、生育子女、社会活动遗产继嗣等其它方面的诸多问题。知识女性作为推进近代女性解放事业的先锋群体，她们的言谈举止既是世俗伦理流变的重要载体，又是考察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独特窗口。同样，选择上海是因为她在近现代中西方交流中的特殊地位：她的过去恰似中国近代历史的浓缩，而她的现在则又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预示；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近代知识女性的缘起，可以溯源至十九世纪中期的教会女学。随着本土女子教育事业的推进，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上海地区就逐渐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出自教员、医护、文艺家和职员等不同阶层的知识女性群体。她们深受新式教育的熏陶，有着相对独立的经济能力；同时，上海相对宽松的社会氛围又为她们提供着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这是近代知识女性所处的社会环境基调。宽松并不意味着宽容。近代的知识女性们总是要经历婚恋、家庭、职业以及社会活动这样的由家庭到社会的过程。她们渴求并践行自由恋爱，却不能忘怀甚至是不堪世俗舆论的压力；她们向往平等民主的家庭关系，但衰而不弱的家长权威给她们以令人窒息的感觉；她们期盼均等自立的就业机会，却遭受着无处不在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而独立经济基础的缺乏，使她们即使内有不满也不得不服从来自夫方的专断；出于对婚姻家庭深深地忧虑和畏惧，她们中的部分只好无奈地选择独身以求逃避；无形却强大的羁绊与力不从心的抗争致使她们显得茫然而又无所适从，内心与外界的失调往往容易致使女性以极端的方式寻求自我解脱，如文中详述的女性自杀问题。鲁迅曾说，“娜拉们”的悲剧不仅是个体的，更是时代的；她们是中国女性解放事业的梦醒者和先行者，而这就注定了她们要承担起更多的酸楚和艰难。对于促成近代知识女性现实困境的原因，本文从历史、国家和两性的角度进行论述。近代以来的女性问题，其实质就是传统伦理和现代理念冲突与妥协的问题；而世俗观念的惯性和惰性是女性解放事业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近代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民族民主危机，一方面匆匆地将女性推上了历史的前台，另一方面又无时不刻地挤压着近代女性解放运动的活动空间；由于女性（同样包括知识女性）在整个过程中的被动地位，这也就决定了我国近代以来的女性解放事业必然要局限于国家主义和男权主义的框架之内，难以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近代女性解放事业的发起和推进，可以说是民族危机和国家危机双重刺激下的应急之措。然而时至百年后，当年严峻的社会危机已然冰释，历史与社会都取得了天翻地覆地的巨大变化，但女性问题在当今仍旧没有得到较好地解决。面对近现代女性解放事业前进中的坎坷与反复，笔者分析并将之归因于从传统社会继承来的根深蒂固的性别观念，认为女性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社会发展的深入和世俗观念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