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当沈从文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遗忘了几十年后再次浮出了历史地表，众多的研究将沈从文的形象基本定格为怀着乡愁的“乡下人”，并认为其与最具现代化色彩的上海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而造成这样的误解由来已久，上世纪30年代那场为人熟知的京海论争即把沈从文塑造成站在北方文人立场上痛斥“海派”的“京派”代表。而纵观京海论争，我们不难发现沈从文始终强调的是创作态度的严肃性，作为《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他在论争中策略性的姿态，造成人们对他的误解。其实，上海在五年之前就同沈从文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8年上海的商业文化体制日渐成熟，形成了新文学市场和消费群体，并出现了职业化作家。随着新书业的南移，沈从文成为纷纷南下的作家之一。而在上海之前，沈从文在北京五年多的写作生活让他成功地进入当时的文人圈子，被主流文坛所接纳、认可的同时，成为依靠写作谋生但并未完全进入文化市场的“半职业作家”。 来到上海的沈从文在繁荣的商业文化刺激下，开始疯狂写作，他的作品作为可以自由交换的商品，进入文化市场，在这种意义上，上海时期的沈从文才名副其实地成为一位职业作家。勤奋的写作和人量生产的作品让沈从文在艺术上逐渐走向成熟，并获得“天才作家”和“多产作家”的称号。同时也正是在这样的商业体制中，沈从文参与创办了两份文学刊物并经历了失败，而他在文化市场上获得的象征资本，也使他能够开始在中国公学的教职生涯。然而成败交织的体验，使沈从文形成的是对上海爱恨交织的态度，由此他一方面将上海作为展示与批判的对象，另一方面则在脱离的努力中与之融合在一起。因此，上海不仅是沈从文谋生和成名之地，也塑造了沈从文内在的精神形式。 对“上海”的内化，不仅影响到沈从文对上海的观照，而且成为他这段时期将湘西“景观化”的依据。因此，不是从作为表现对象的湘西世界中，而是从沈从文与湘西之间的意指关系中，“上海”作为无意识呈现出来。同时沈从文将在大都市刺激下产生的“欲望”投射到这部分作品中，“性爱”和“女体”的大量呈现流露出其内心的焦虑。这与北京时笔下的回忆怀旧式的散文化的湘西产生了巨大差异：在那里湘西只是一曲乡间牧歌，而在上海湘西却成了一幕幕传奇。 沈从文离开上海之后，才发现自己和上海之间的密切关联，由于将上海作为他内在的一种精神形式，因此其代表作《边城》、《湘行散记》、《长河》包含着丰富的上海因素，这时更多的现实内容渗入其笔下的湘西。沈从文不再是一位牧歌情调的抒情诗人，也不再是湘西传奇的讲述者，而是在民族国家的历史语境中思考现代性的现实作家。然而这种眼光无疑来自于沈从文在上海的经验，因此，无论沈从文已经离开上海多远，他仍然在上海赋予他的视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