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问题是伴随着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一颗毒瘤,尤其是以礼仪之邦著称的中国,伴随着一个又一个反腐大案的发生,国家加大了反腐倡廉的打击力度,面对高压的反腐局势,行贿人和受贿人便利用更丰富的手段和更隐晦的方式来达到违法犯罪目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国家工作人员通过婚丧嫁娶、人情往来等方式“收受礼金”的行为成为目前反腐工作关注的重点。针对“收受礼金”的行为,理论界的争论从未停止,主要焦点集中在以下两点:一是“收受礼金”行为是否入刑?二是如果能够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以何种方式入刑?是增设“收受礼金罪”对此进行规制,还是将其纳入“受贿罪”进行规制,抑或是利用“司法解释”的形式适当放宽受贿罪的成立条件,将部分“收受礼金”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刑法修正案（九）》并未对上述问题进行明确回应,随后,两高于2016年4月18日颁布的《关于办理贪污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3条规定,对“为他人谋取利益”问题进行了具体规定,将部分“收受礼金”的行为有条件地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然而,“解释”的颁布并没有平息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的争议,反而引发了更多关于如何正确规范“收受礼金”行为的激烈讨论。本文对照《解释》中关于“收受礼金”行为的规定,结合《党纪处分条例》中的有关规定,探讨刑法相关规定的合理性及不足,尝试找到完善和解决的路径。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收受礼金”行为进行概述,通过解释收受礼金的概念范畴,将它与正常人际交往的礼金行为和收受贿赂行为进行区分,同时,分析了不同的“收受礼金”行为的法律认定,并介绍了《解释》第十三条规定针对的部分“收受礼金”行为。第二部分通过阐述法学界中关于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礼金”法律性质的争议,论述部分“收受礼金”行为应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第三部分从受贿罪侵犯的法益和“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法律地位两个角度,并借鉴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规范公职人员接受馈赠行为方面的一些立法经验,详细分析了部分“收受礼金”行为入刑的合理性。第四部分对《解释》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具体要素进行解读和分析。明晰司法解释中的“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财物价值在3万元以上”以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等相关入罪要件。第五部分提出刑法规制“收受礼金”行为的途径,并试图解决司法实践在适用《解释》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如:累积计算有罪礼金金额,确定相关人员之间的特定关系等。同时,对确实不存在受贿性质的正常人情往来、馈赠礼金行为予以合法评价,以防止贿赂犯罪范围无限扩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