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的国际生产方式与贸易体系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国际范围内形成了碎片化的国际分工。这种分工体系将各参与国串联起来,形成了链条状,甚至是网状的经济结构,全球价值链模式逐渐形成。如今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并且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一系列变革。随着全球价值链的不断深化,国家主体开启了全新的权力竞争模式,通过掌控价值链获得的权力已经成为国家主体获取经济以及政治权力最有力的工具。价值链权力是一种基于经济依赖关系产生的权力,这一权力决定了谁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么生产,可以塑造生产结构,所以也可以被解释成苏珊·斯特兰奇结构性权力中的生产结构权力。在苏珊·斯特兰奇提出的结构性权力中,生产结构权力是金融结构、安全结构、知识结构的基础,并与这三方面结构共同作用构造了动态的结构性权力模型,可见生产结构权力已经成为塑造国家和国际机构权力的基石与核心。欧盟拥有典型的结构性权力,其内部存在的单一市场使得成员国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这种经济联系成为欧盟的结构性权力基础。在欧盟区域内,通过价值链塑造的生产结构已经发生了“外溢”作用,对金融、安全和知识结构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拥有价值链权力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盟机构的权威,并借助欧盟政府间的特质,获得了影响欧盟决策的能力。事实上,近年来欧盟深陷欧债危机、难民危机等的泥藻中,欧盟的作用越来越被质疑。在多次危机处理中欧盟都没有很好地发挥出它的治理职能,反倒是德国起到了主导作用。这让我们意识到欧盟“再国家化”的现实,欧盟各成员国才是欧盟决策中不折不扣的核心。欧盟机构越来越作为机制搭建和制度制定的平台发挥作用,其超国家性质则更多的应用在决策生效后,对成员国形成制度上的约束。因此,借助欧盟机构的政府间性质和超国家性质,价值链权力的拥有者实现了通过影响政策制定控制其他国家的权力,即制度权力。在国际关系的语境中,价值链权力的来源和强度均不是绝对的。国家不仅可以通过占有研发环节、营销环节形成生产者和采购者型的价值链权力,甚至可以利用部分国家的“产业空心化”,通过生产环节获取价值链权力。价值链权力的来源是多元化的,所以在欧盟区域内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价值链上形成真正的霸权,各成员国只能凭借对价值链不同程度的把控形成制度主导权和议价权。德国与法国的价值链权力非常全面,有很强的比较优势,掌控了制度的主导权,并在实际运作中展现出二元化的特点;荷兰、意大利以及以捷克、匈牙利、波兰为主的中东欧国家分别通过拥有技术环节、营销环节和生产环节拥有了一定程度的制度议价权,并在实践中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