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约束和资产组合冲突是资本结构理论的衍生话题，意在讨论资本约束与资产组合行为之间的矛盾。银行资本结构稳定、业务结构相近，具有同一研究的优良行业属性。国际上，1988年发布的资本协议是银行监管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资本监管成为审慎银行监管的核心和国际标准；在中国，2003年银监会成立后，中国银行业资本监管开始由制度建设层面向实施阶段逐步转型，银行监管的重心也由机构监管开始向资本监管转变。以资本充足率要求为核心的资本约束对商业银行资产组合行为具有哪些影响、多大程度的影响，其影响机制如何运行；这些问题不仅是一系列理论问题，更是一系列现实问题：涉及到在中国银行业如何提高以资本充足率要求为核心的资本约束有效性，如何理解资本约束对资产组合行为的传导机制，如何改善银行资本约束与资产组合行为的协调等问题。　　 本文从最低资本充足率约束下银行的最优资本比率决策入手，探讨了最优资本比率的影响因素和周期性特征：在对紧资本约束（内生资本约束）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资本充足率要求提高和资本损失冲击条件下的银行资产负债表调整效应，即资本监管对银行信贷传导机制的影响。中国银行业具有的历史特殊性，且正经历市场化改革，资本监管进入实质实施阶段已6年，商业银行面临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正在发生改变，其中隐性和非市场的目标和约束将逐渐转变为市场的目标和约束，研究资本监管下中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行为这个主题的现有文献无论在理论分析层次还是在实证研究领域都存在很大的拓展空间。本文以大量研究文献和统计数据为证据，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借鉴国际上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范式对资本监管下的商业银行行为及其宏观经济效应进行了规范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本文采取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一是以商业银行的最优化行为为基础，采用比较分析方法分析以资本充足率要求为核心的资本监管对商业银行行为的影响。其中，第二章中比较分析BaselⅡ在欧盟、美国和亚洲实施路径国际差异的原因；第三章和第四章在分析资本监管对商业银行最优资本比率和资产组合影响时，本文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际经验和国内经验等角度进行比较。二是采用案例分析方法研究银行最优资本比率决策的影响以及资本比率的周期性特征、最优资本决策下商业银行的资产组合行为等。其中，本文采用美国1988～1993年期间实施资本监管的案例分析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资本监管实施对银行资本比率变动以及“信贷紧缩”问题；采用花旗银行和美国银行1997～2006年的数据分析银行资本比率的周期性特征：采用花旗集团季度数据分析自2007年2月以来美国爆发的次级债危机对花旗集团的资产组合影响。三是采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中国银行业资本约束与信贷紧缩的关系。本文利用12家中国国内银行1997～2006年的年度平衡面板数据(Balanced Panel Data)，通过考察不同条件(6个回归方程)，分析外生资本约束是否对中国银行业的信贷增速有影响，并且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反应是否存在差异。　　 本文以许多银行往往持有比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更多资本的现实为切入点，通过对资本充足率约束下银行最优资本决策的理论模型和其他国家银行业资本比率变动的经验分析，发现银行对资本进行主动管理、外生资本约束内生化是实现有效资本监管的重要条件；出于谨慎性动机银行的最优资本比率受自身战略、监管约束与市场约束的多重影响，反周期性特征明显。中国银行业国有资本的性质是国家信用担保，早期国家以其声誉“入股”的条件下，国有银行资本金的多少只具有一定的会计意义，但国家声誉的提供并不是无成本的，扭曲了银行经营的激励约束机制，引起银行大量的坏账。随着国内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和资本监管的实施，中国银行业资本比率提高较多，但从量上看，即使已经达到了监管要求的国内银行同国际先进银行相比，资本比率仍然较低；从质上看，目前国内银行资本比率的大幅提高主要依赖政策性外部融资渠道，而不是通过银行风险管理能力提高、盈利能力改善的内源性融资结果，银行资本管理意识和能力较弱，仍停留在“被动”而非“主动”资本管理阶段。对中国目前而言，资本充足率约束能起到的最大作用就是限制银行资产的扩张，虽然随着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深入，除防止破产倒闭的功能外，银行资本的其它三种作用将逐步显现。　　 理论分析和国际经验表明，银行资本充足率约束确实能起到限制银行信贷扩张速度的作用，实施初期和受到危机事件影响可能会引起银行的信贷紧缩行为。同时，资本充足率的约束并不必然带来银行资产平均质量的提高，这与不同监管体制要求的激励有关。从微观层面，本文对中国12家银行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表明资本充足率要求制度显著降低了银行贷款的增长速度，国内资本监管的实施具有一定的效果；但国内银行尤其是资本水平严重不足的银行信贷增长仍较快，说明了监管者对资本充足率不达标仍然较为宽容，反映了现有经济环境和银行机构质量特征下监管当局更重视不良贷款指标的最优政策选择结果。　　 全文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将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并从银行资本资本监管、最优资本结构、资本监管度商业银行影响的角度对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然后介绍了本文主要采取的研究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章将对银行资本监管与巴塞尔协议演进进行分析，分析了银行资本监管的背景，BaselⅠ与BaselⅡ的监管要求比较，并对欧盟、美国和亚洲地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实施路径的国际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本章还对中国资本监管制度变革的历史进行了回顾。第三章将选择从最优资本比率视角研究资本充足率要求对商业银行行为的影响，主要集中于讨论四个问题：商业银行的最优资本比率受哪些因素影响；最优资本比率与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存在怎样的关系；从动态经济周期角度，商业银行最优资本比率是否具有周期性；不同的监管体制（如BaselⅠ与BaselⅡ）对商业银行的最优资本比率的影响是否具有差异。本章在Heid(2005)和Repullo(2007)的商业银行缓冲资本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统一的分析框架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分析了上述问题，将实际资本比率与最优资本比率进行了分离的基础上，利用时序数据和调研数据分析了资本比率变动及其影响因素的国际经验，并对国有资本金性质与中国商业银行的最优资本比率作了讨论。第四章将基于上述最优资本比率的分析，提出紧资本约束的新含义，主要讨论了最优资本比率决策下商业银行资产组合调整机制，以美国1988～1993年资本监管的实施为例分析了资本充足率要求实施初期的信贷紧缩效应，监管资本套利以及以次级债危机中的花旗集团为例分析了资本损失冲击情况下的银行资产组合行为，最后利用1997～2006年12家微观银行的面板数据验证了资本充足率约束与中国银行业的信贷紧缩问题，讨论了在不同性质银行间（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这种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第五章为结论，将对全文进行总结，并综合分析以上各章研究结论所包含的政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