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作为世界碳排放的第一大国,既发展低碳经济又保持经济稳步增长、如何协调城镇化、环境规制与碳排放的关系成为当前低碳减排的关键问题。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环境规制、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通过研究这几个决定因素和碳排放之间复杂的系统关系,希望可以对我国的低碳减排之路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义。自从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以来,工业化正在极大的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下,政府、企业和公众越来越重视环境规制的制定与实施,因为环境规制对碳排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逐步崛起,城镇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而城镇化的发展也是我国碳排放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本文通过研究环境规制和城镇化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对于环境政策的优化和实施、城镇化模式的完善以及二者与碳减排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的主要研究的内容如下:本文基于2000-2015年我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作为研究对象,重点探究环境规制和城镇化对碳排放强度的作用路径,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验证了环境规制和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本文利用莫兰指数检验出碳排放强度具有空间自相关性,用空间计量模型观察出其自身的空间溢出效应。随后利用Hausman检验、LM检验和Wald检验得出本文应该使用的研究方法——固定效应下的空间杜宾模型。之后本文将影响碳排放强度的各因素进行空间分解,得到各个变量对碳排放强度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无论是从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来看都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碳排放强度。通过结论可知,应该正确引导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方向,保证人口在各地区间的合理流动,平衡不同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而不能简单盲目的只是以提高我国的人口城镇化水平为目标。土地城镇化是间接效应为主导,间接效应为负,充分体现了我国分税制度下的土地财政制度以及地方政府的“锦标赛式”竞争状况。一个地区土地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会吸引邻近地区的人口流动,还在一定程度上减缓邻近地区的土地城镇化,导致邻近地区的碳排放水平下降。与人口城镇化建议相同,政府要用科学的方法提高我国的土地城镇化,保持地区间土地城镇化的合理布局。与以往结论不同的是,本文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并没有有效的降低碳排放强度,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碳排放强度,对此有学者用“绿色悖论”理论来解释。环境规制对于碳排放强度的提高主要是通过间接效应实现,对此本文认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一个地区为了保护本地区的环境,可能采取的一个政策是将污染企业搬迁至本地区的外围,即与相邻地区相接壤的位置,这就会无意中造成了临近地区碳排放强度的增加。环境规制强度应该循序渐进,若突然大力实施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会使得化石燃料的开发者预期自己的利润将大大降低,促使他们更快的开发化石能源,从而更加不利于碳排放的强度的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