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主悟思想渊源自新派禅宗，而在修养论上他认同内里体认的参梧，籍“悟”体证儒佛老的三道同一。但是儒和老、佛自身特点却决定了他的这一理想得不现实。 朱熹所说的静就是静坐，静坐是获得内心寂感状态的外界表达方式。静坐与内心的寂感状态的相通之处在于静坐更多表现为无事时闲中静坐，收敛身心，从而使得内心“专静纯一”。从“悟”到“静”的思想演变是朱熹在实践中对佛学的理解加深后的认识，也是自我反思回归儒家的必然。由于朱熹区分未发与已发，注重未发时的涵养功夫，所以特别强调未发时的主敬。敬是一个总括性的涵养工夫，使得穷理格物所铺陈的契机，成为道德生命提升的事实的关键和必要条件。这就是朱熹“敬贯动静、敬贯始终、敬贯知行”的为学之方，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朱熹的思想的。 朱熹肯定了来自李侗的“未发”涵养工夫，用“敬”代替了“静”，敬超越了“静”也发展了“静”，这个完善和继承，正如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一样，在经历了“悟—静—敬”的过程后完成了一种修养论上的质变，到此时为止，朱熹的修养论从静过渡到敬。朱熹在二程敬的基础上，全面发展了敬的思想，赋予这一范畴多方面的涵义，特别重视“主敬”的修养功夫。在朱熹看来，敬之所以如此重要，在于它是提高道德实践的自主性、自觉性，进行自我改造的根本方法。朱熹不仅把“敬”学说的重要意义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把敬学说的适应范围也扩展到求学、修身、齐家、治国等各个方面。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修养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敬”体现了中国文化活的生命的存在，是我们为学和为道的根本态度。“主敬”不是要人们回到迂腐的空谈心性，它也不是标新立异的博取人们的好奇心，它是一种人们对当下道德心灵唤醒的良知的守望，在道德自律的光环下，“主敬”要求人在外在的容貌举止与内在的思虑情感两方面同时约束自己。